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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教会(1958年至1980年)
发布时间:2017.12.11    新闻来源:   浏览次数:

70.若望二十叁世与梵二大公会议的召开 
   评论新近的历史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透视历史的过去和远景,所以无法客观地对前因後果作个比较公允的评价。但人总免不了要对刚发生不久、甚至仍在演变中的历史遽下定论。因此,在解说一件长期演变中的事件和事态时,难免发生立场的争执。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举行的历史事件,但它的作用至今仍在延续,它的决议甚至尚未完全实践。这是今天的人必须谨慎评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前因、进程和後果的理由。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没听过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这个名词,即使天主教徒中,知道梵二大公会议是怎麽一回事的人也不多,可是教会的种种文件、书籍、着作,以及教宗和圣座各部会的言论,几乎每次都提到它。这就是说:梵二大公会议的决议不断地以明显或潜移默化的方式在引导着这叁十多年来的教会生活,并间接地影响整个世界的运作。而这种作用仍将继续发生下去,在公元叁千年代产生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後,天主教在牧灵工作和神学研究上有许多演进,梵二大公会议的召开可以说是战後二十年间这些演进的结局,也为特里腾大公会议以後四百年的教会画下分水岭。在那变化神速多端的时代,梵二大公会议的召开给教会的革新带来无限的期待与希望,教会与现世之间的误解也似乎冰消瓦解。不过,在这同时,其他的难题也应运而生,因为这次大公会议开放了教内言论的禁忌,百家争鸣成了必然的现象,而世界文明的普遍危机也给教会带来了多种後果。

  话说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意大利威尼斯的宗主教隆卡利枢机当选教宗,继庇护十二世,取名号若望二十叁世。这位已经年届七十七的新教宗在许多人心中只是一位过渡性的教会领袖而已。他出身意大利北部农家,晋铎後担任圣座驻许多国家的外交官,一九五叁年以圣座驻法国大使职位升任威尼斯宗主教,素以好人见称。在出使各国期间,他发现到世界演变得很快,而教会却跟不上时代,在社会生活多种方面,教会都没能涉入其间,所以他决定本着福音的精神,简化教会内部许多复杂的事物。他推行新的作风,是从一八七O年意大利侵占教宗国罗马城之後,第一位走出梵蒂冈城的教宗;他到罗马监狱探访囚犯;到洛雷托圣母朝圣地和圣方济各的家乡亚细西朝圣。纵然如此,在某些方面,若望二十叁世仍然是保守的。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这位被普遍视为过渡性的教宗宣布他的叁大意愿震惊了全世界,致使许多人不再急於对这位上任才叁个月的罗马天主教领袖下评论。他的叁大意愿是:召开罗马教区教务会议;修改教会法典;为普世教会召集大公会议。在这叁大意愿中,若望二十叁世尤其强调大公会议。事实上,他的前两任教宗庇护十一世和庇护十二世,都曾考虑过召开大公会议,但是想到既然已经宣布"教宗不会错误"为当信的道理,而且世界各地教会与罗马之间的通往已经那麽方便,所以召开大公会议的念头便打消了。

  若望二十叁世对他宣布召开的大公会议要讨论什麽内容,并没有什麽特别清楚和明确的概念,他只泛泛指出两大目标,一个是:在全面改变的世界中,更新教会和使徒工作;另一个是:恢复基督信徒的合一。关於恢复基督信徒的合一这件事,若望二十叁世以为那该当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可以解决的问题,有点像教会初期的基督信徒一样,以为死而复活并升天的基督,必定在极短的时间内会再度降临世界(PARUSIA)。

  其实,为教会来说召集一次全球性主教的大公会议,主要目的当不在如何对抗与教会对立的各种势力,而在如何找到适当的方式,向它生活其间,却又予以忽视的世界表达自己,彼此沟通,互相了解。换句话说,必须抖掉覆盖在教会身上一层厚厚的灰尘。

  为了筹备大公会议,在全球主教和许多天主教大学中展开广泛的谘询工作,同时成立了十二个筹备委员会,其中有九个由圣座九个部门负责。於是有些人担忧未来的大公会议将由罗马当局完全操纵。在这些委员会当中,比较别开生面的是教友使徒工作委员会,基督信徒合一 书处的出现,以及许多国家的主教和神学家都应邀参与各筹备委员会的工作。

  这些委员会共拟出了七十个方案,作为大公会议讨论的基本内容,并规定会议的叁种形式和性质:一种是由主教和神学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会中成员草拟建议案,并把这些议案提交给由全体主教参与的第二种会议,即"大会"。在这种大会中,每位主教有权以拉丁文发言十分钟。第叁种是由教宗亲自主持的公开会议,目的在表决一项文件的通过与否。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一日,时值初秋之际,取名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全球主教大会,终於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隆重揭幕,全球两千八百位受邀的主教和男修会会长中,有两千四百位出席。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性的天主教大会,世界各大洲各人种都有代表出席,但共产国家中的许多主教都无法赴会。

  这次梵二大公会议与历次大公会议最不同的地方便是:筹备单位遵照若望二十叁世的意愿,邀请东正教,圣公会,旧天主教会,以及誓反教派遣观察员出席会议,这些非天主教的观察员人数从会议初期的叁十一位增到会议末期的九十叁位。在几次会议中,又陆续邀请在俗教友以旁听员身份与会,人数达到叁十六位之多,其中有七位女性,真是破天荒之盛举。

71.若望二十叁世与梵二第一期大公会议

 

  罗马教宗若望二十叁世在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宣布召开的大公会议,经过叁年又将近十个月的筹备,终於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一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隆重揭幕,两千四百位来自全球的主教和男修会总会长,盛装从圣伯多禄广场中央鱼贯进入圣殿,分坐在圣殿中殿两旁搭起来的梯形座位上,那的的确确是名副其实的冠盖云集的场面,绝无仅有。两千多项白色的主教华冠在巍峨的大殿中转动,让人直觉到普世教会正在那里共商教会生活的大计。

  大会揭幕时,若望二十叁世发表训词,立刻提醒聚集一堂的全球主教不能有消极、悲观或一体化的观念和态度。会议第叁天,十月十叁日,主持当天会议的蒂斯朗(TISSERAND)枢机主教提议大会改选大公会议各委员会成员。这项提议的意思便是重组筹备大公会议的各委员会,这使人不禁想到如果改选和重组那些委员会,则大公会议将受到罗马圣座各部会的遥控,因为这位法国籍的枢机主教是圣座的重臣,他是枢机主教团团长,是当时的礼仪部部长,又是梵蒂冈图书馆的馆长和档案处处长。蒂斯朗枢机主教的提议立刻受到另一位法国枢机,里耳(LILLE)教区利埃纳尔(LIENART)主教的反对。这位枢机主教发言,要求延期投票表决,好让全体主教有充分的时间思考,商量,然後自由地投票,选举新委员会的成员。於是,各国主教团终於能够提名比较具有代表性,对大公会议也有深入认识的人选。

  从这里马上呈现出与会两千四百位教长大致分为两条路线:一条是属於大多数者的,他们的感触大抵和若望二十叁世一致,关心教会如何适应世界的问题,关心天主教如何与其他基督教会团体进行大公合一的对话,关心天主教世界如何更接近圣经的原始精神等等的;另一条路线是属於少数人的,这些人大都是罗马圣座的要员,或是天主教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主教们,他们比较关心教会内部的稳定和维护教会传统信仰的一致。

  在整个大公会议进行期间,这两条路线的教长们必须经常协商,避免立场的僵化,寻求折衷的办法。这种现象的好处是使大公会议的决议比较能够面面俱到,缺点是由於顾虑周详,致使某些文献表达上周全有馀,劲力不足。

  大公会议第一期会议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讨论,终於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结束,但没有正式通过任何文件。因此,每位与会教长都了解到会议筹备委员会原来拟定的七十项方案绝对无法如期讨论完毕,於是决定把七十项方案浓缩为二十项。

  到此为止,梵二大公会议所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是一群自由的人聚集在一起举行的大会,而不是一个预先撰写好的文件的录音室。

  大公会议休会期间,若望二十叁世仍然孜孜不倦地为下一期的会议工作,而且抽空写他那道着名的"和平於地"(PANCEM IN TERRIS)通谕。

  一九六叁年四月十一日"和平於地"通谕颁布,立刻引起全球热烈与良好的反应,因为这道通谕不像过去的,只以教内人士为对象,而是向全世界的善心人士说话,对象包括教内外所有的人。从通谕的名称可以嗅觉到它的内容在谈世界人类和平相处的大问题。

  文件开门见山,除了称呼教内全体神长教友子民之外,也称呼所有善心的人士。接着便开宗明义地指出:「科学的进步与技术的发明证实:有个绝妙的秩序在统辖着组成宇宙的各种存在物和力量;同时证明人的确伟大,有能力发现这个秩序,进而创造工具来掌握它,使它为人类服务」。

  通谕又指出:「每个人都有权利生存,有权利享受健康,有权利获得必要与足够的方法,来度尊严的生活,尤其是与粮食,衣着,居住,休息,医疗,以及必要的社会服务有关的种种途径」。

  通谕进一步声明:「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天生的权利在经济上创业,也有权利工作……。联合国所完成的最重要工作便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我们衷心祝望联合国组织能越来越胜任它所肩负的重大与高尚的使命,使将来有一天每个人来自人性尊严的权利都能获得有效的保障……。每位善心人士都负有重大的任务,即重新调整人类在真理、正义、友爱和自由中和平共存的关系,也就是个人之间,国民与所属的政治团体之间,各政治团体之间,个人、家庭、小团体、政治团体和世界团体之间的各种和平共存的关系。这是一项极其高贵的任务,它在按照天主所制定的秩序,实践真正的和平」。

  若望二十叁世在梵二大公会议第一期会议休会期间颁布这道"和平於地"通谕,为日後大公会议所发表的许多文献勾画出思想路线和轮廓。这道划时代性的通谕颁布之後,若望二十叁世的人生旅途已走到暮薄西山的境地,全球人士都怀着激动之情,伴着这位年过八旬,却出人意表的老教宗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途。一九六叁年六月叁日他在梵蒂冈病逝。

  若望二十叁世去世後十八天,全球枢机主教选出意大利米兰的宗主教若翰洗者蒙蒂尼枢机为新教宗,他取名号"保禄六世"。这位新教宗曾在圣座国务院任要职多年,一九五四年以代理国务卿身份出任米兰总主教。他为人内向害羞,但聪明过人,勤於工作,注重神修,属於神秘型的人,与先教宗若望二十叁世大异其趣,给人脆弱,有点像文弱书生的感觉。

  保禄六世一上任,立即宣布继续召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完成若望二十叁世的遗志。

72.保禄六世续开并结束梵二大公会议

 

  若望二十叁世教宗召开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第一期会议,经过两个月的热烈讨论,於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闭幕。接着,这位年届八十有二的老教宗一方面继续研究大公会议第二期的工作问题,一方面积极撰写他那有名而且重要的"和平於地"(PACEM IN TERRIS)通谕。这道通谕於四个月後的一九六叁年四月十一日颁布,但来不及召开第二期的大公会议,便於六月叁日因病撒手人寰。十八天之後,全球枢机主教选出意大利米兰的总主教若翰洗者.蒙蒂尼(GIOVANNI BATTISTA MONTINI)枢机为新教宗,取名号保禄六世(PAOLO VI)。他一上任,立刻宣布继续召开梵二大公会议。

  第二期会议於一九六叁年九月二十日揭幕,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全球主教团集体领导普世教会,基督信徒的大公合一,宗教信仰自由这几个重要问题。会议於十二月四日结束,结束当天公布了大公会议最先的两个文献,一个是"礼仪宪章"(CONSTITUTIO DE SACRA LITURGIA:SACROSANCTUM CONCILIUM),一个是"大众传播工具法令"(DECRETUM DE INSTRUMENTIS COMUNICATIONIS SOCIALIS:INTER MIRIFICA)。

  次年,一九六四年元月,保禄六世赴圣地访问,他是两千年来第一位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教宗,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位离开欧洲的教宗。这是一次寻根之旅,也是一个大公合一的举动,他在那里会晤了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领袖阿忒那戈拉(ATHENAGORAS)宗主教。

  这一年五月,保禄六世在圣座内设立了"非基督信徒 书处",又把大公会议原来的七十项方案浓缩为十七项。

  第叁期会议於一九六四年十叁日开幕,与会教长特别就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广泛讨论,并通过不少文件,这些文件都在这一期会议结束当天,十一月二十一日公布,计有"教会宪章"(COSTITUTIO DOGMATICA DE ECCLESIA:LUMEN GENTIUM),"大公主义法令"(DECRETUM DE OECUMENISMO:UNITATIS REDINTEGRATIO),"东方公教会法令"(DECRETUM DE ECCLESIIS ORIENTALIBUS)。在这期会议中,主教们建议设立世界主教会议(SINODO EPISCOPALE),让教宗可以定期向代表全球主教来罗马开会的主教们徵询意见。
这年十二月国际圣体大会在印度孟买举行,保禄六世专程前往参加,开启了罗马教宗与第叁世界直接接触的纪元。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四日,梵二大公会议第四期,也是最後一期的会议揭幕。在这期会议中,与会教长投票表决了其他所有的重要文件。会议进行了二十天後,保禄六世应邀於十月四日前往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访问,向全球各国政府代表发表重要演说,强调世界「不能再有战争」。这项沉痛的呼吁给全球留下极深的印象。

  同年十二月四日,参与大公会议的主教们在一项礼仪中,以大公会议的名义向每位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大公会议的非天主教人士致意。叁天以後,十二月七日,也就是大公会议完全闭幕的前夕,保禄六世和东正教领袖阿忒纳戈拉宗主教同时宣布取消天主教与东正教在公元一O五四年公布的彼此绝罚令。九百多年来互相敌视仇恨的态度与立场从此一笔勾消。这是一项惊天动地的决定和举动,为东正教和天主教走向合一奠定了里程碑。第二天、十二月八日,圣母无染原罪瞻礼当天,全球主教,男修会总会长,教内外观察员和旁听员,聚集在圣伯多禄大殿,举行了极其隆重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闭幕礼。全球与会者无不怀着极大的希望互道珍重再见!

  综观这次为期四年的大公会议,从内容方面看,它固然充满了教义和训导的特色,但从精神方面看,却满怀着牧灵的意向,因为教会从大公会议所表现出来的、是和当代世界及当代的人对话的渴望。从所发表的四道宪章,九道法令和叁道宣言这些文献看,大公会议没有提出任何定义和断言,也没有发表任何谴责,不像过去历史上各届大公会议所下的种种裁定一样。

  大公会议第二道宪章"启示"宪章特别强调天主的启示的一致性。不能把圣经和圣传视为两件事。换句话说,天主的启示不局限在文字经典中,而是保存在信友子民中,他们不断从启示中发现新的宝藏。"启示"宪章尤其重视回到信仰的源泉"天主的圣言"那里,因为这样可以重新肯定天主教过去因为反对誓反教和东正教而予以忽略的一些传统价值,例如基督信徒都具有的"普通司祭"职务;教会是天主的子民,它的法律团体组织的结构是次要的事;全球主教组成一个主教团,与罗马教宗一同领导普世教会。

  "信仰自由宣言"是大公会议颇费心思而写成的文献,因为一语不慎便会惹来许多严重的後果。与会中的少数教长主张以保卫真理和维护天主教为唯一真宗教的立场为出发点,来撰写这道文献。但是大多数的教长都不同意走这条死路,他们要求从人本身和与人不能分割的权利为出发点,而这些权利中包括自由接受个人良心所承认的真理。这大部分的教长都认为:自由是普遍的价值,天主教徒不能只在他们是少数、而且受迫害的时候,来为自己的自由伸张正义,他们也应该为那些生活在天主教徒为大多数的社会中的少数非天主教徒争取自由。

  "大公主义法令"则要求每个信仰基督的教派团体存异求同,大家应该多想、多重视彼此共有和共通之处,例如基督和他的福音。法令也强调不要再指控非天主教的基督信徒犯了分裂的罪过;而天主教徒也应该承认他们在历史上对教会分裂所应负的责任和所犯的过失。保禄六世和阿忒纳戈拉宗主教在大公会议闭幕前夕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就充满这种自我忏悔认错的精神。

  "教会对非基督信徒态度宣言"显示大公会议努力要了解其他宗教对天主的认识,这些宗教包括原始宗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等等。这份宣言有一段说:「教会痛斥一切仇恨、迫害、以及在任何时代和由任何人所发动的反犹太人民的措施」。在中东地区当时动 不安的局势中,大公会议要写出这几句话是谈何容易啊!

  在"教会宪章"中,大公会议把教会的奥迹揭示了出来,它说教会是天主的子民,每位子民都蒙召成圣,不论是当主教、当神父、当普通教友、或当修会会士修女,每个人都有各自特定的职份。而童贞圣母玛利亚则与教会的奥迹有特殊的关系。

  "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是梵二大公会议文献中最长的一道。在这道文献中、大公会议要求教会与它生活其间的世界对话;要求教会始终留意世界的变化,因为这些变化是历来人类许多冲突和错误的根由;也要求教会以客观的态度来看无神主义,并探讨无神主义产生的原因何在。这道宪章尤其注重几个当代的重大问题,如婚姻与家庭,文化,经济,政治,以及世界和平的建设。为了更有效地实践"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的有关训导,保禄六世教宗已先在大公会议闭幕前八个月设立了圣座无信仰者 书处。

  梵二大公会议闭幕之後,很多人都觉得教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纪元,维系教会生活已达四百年之久的特里腾大公会议,如今已被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取代。有些人以为特里腾大公会议能主导教会生活四百年,梵二大公会议更不在话下,只要按照文献的指示去实行,必然一帆风顺。这当然是过於乐观的看法,後来实际的情况与走向并不完全如此,因为人类世界的文明不断在发生危机,价值观不断在改变,地缘政治千变万化,这都不是梵二大公会议始所料及的。面对这样的迅速巨变,教内外人士也有种种不同的见解,这些见解在这百家自由争鸣的民主社会和人性尊严至上的时代中,自然有各自的份量。大公会议固然有它不可忽视的权威,但是今天的人更重视独立思考和表达意见的天赋权利与可能性。在这种时代趋势中要把梵二大公会议的思想化为具体行动,诚然需要过去所未曾料到的周折。

  
73.梵二大公会议的後果

 

  天主教两千年历史以来,共召开过二十一次大公会议,平均每一百年举行一次,每次大公会议对普世的教会都产生长远的影响。远的不说,十六世纪的特里腾大公会议便主导了四百年的教会生活,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召开梵二大公会议为止。为此,要评论一次大公会议的後果,绝不是一代的人可以遽下定论的。今天我们要谈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後果,仅限於会议结束後数年间所看到的一些现象而已,这些现象或如昙花一现,或继续在演变,很难盖棺论定。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愿意,也应该述说一下梵二大公会议的短程後果。

  这次大公会议的文献所要求成立的组织机构,在会议结束後数年间都很快地诞生,象徵主教集体领导地方教会的主教团(CONFERENZE EPISCOPALI),在全球各国纷纷成立。当然,在此之前,已有部分国家早有主教团的存在。最新颖的倒是世界主教会议(SINODO DEI VESCOVI)的成立。这是全球主教襄助教宗治理普世教会最具体的方式和体现。第一次世界主教会议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举行,有一百九十七位主教参与,其中叁分之二是各国主教团选出的代表。这第一次世界主教会议可以说是试验性质的,讨论的内容很笼统广泛,诸如威胁信仰的各种危险,无神主义,混合婚姻,修院改革,圣教法典的修订等等的。

  除了各国主教团和世界主教会议之外,每个教区也成立司铎谘议会,作教区主教的谘询机构,协助主教治理教务。各男女修会也纷纷遵照梵二大公会议的"修会生活革新法令",调整修会的会规和生活方式。各国主教团也遵循大公会议的礼仪宪章,积极推动礼仪改革的工作,各地教会都在举行礼仪时采用本地的语言,这是最基本、也最显着的改革;教友在弥撒中除了圣体外,也可以领圣血;圣道礼仪得到更多的重视和采用;开始有多位神父举行共祭弥撒。这些属於礼仪上的新改变大致都受到教内外人士的普遍欢迎,但也有极少数的怀旧派对礼仪改革不满,开始抨击新作风。

  教会内部的新气象使教会有胆识走出圣堂门外,重新关切与普世各地教会生活有切身关系的事务。再说,拯救和改善人类现世生活的处境也是教会义不容辞的使命。基於这种关怀,身为教会元首的保禄六世开始走出梵蒂冈,走出意大利。一九六五年十月四日访问纽约联合国总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叁日到葡萄牙法蒂玛朝圣;两个多月後的七月二十五日访问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会晤东正教领袖阿忒纳戈拉(ATHENAGORAS)宗主教,并到依兹密尔(IZMIR或 SMIRNE)和厄弗所凭吊圣若望宗徒、圣保禄宗徒,乃至圣母的生活芳踪;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到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麦德林,主持拉丁美洲主教会议;一九六九年六月十日访问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机构,五十天後前往非洲乌干达;一九七O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前往南亚、远东和南太平洋访问八个国家地区。这几次国际性的访问旅行使得罗马教宗获得全球教内外人士的好评。

  随着教会的走进世界,罗马圣座各部门的人事也逐渐国际化,全球枢机主教中,意大利籍的已成为少数。

  一九六七年保禄六世教宗颁布"民族发展"(POPULORUM PROGRESSIO)通谕,其中强调社会的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所谓的发展必须顾及经济、文化和精神各方面的需要。在国际贸易关系上必须保护贫弱的国家,使它们不受到不合理的竞争的损害。这道"民族发展"通谕对各国主教团和对一九七一年召开的世界主教会议都有重大的影响,生活在富裕国家中的天主教徒批评消费的社会,抗议富有的国家过度浪费世界的资源,以求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

  回顾梵二大公会议结束以来的这段岁月,一九六八年似乎是个分水岭,不论在社会上或在教会内都如此。那一年五月法国发生大学学潮,反对政府和社会体制,充满革命的气氛。学潮很快便波及工厂,於是又掀起的工潮。最後,法国整个社会都陷入危机当中,教会也无法幸免,教会的体制也成了攻击的对象。教友们开始在圣堂中发言,多少带有要改革社会必先改革教会的口吻。巴黎总主教马蒂更宣称:天主不是保守派者。於是神父们开始聚会,高谈阔论,令人觉得教会也扮演着抗议者的角色。在这同时,却有另一些人士指责教会支持国家既有的体制结构,又有部分的人以为教会推行梵二大公会议决议的行动不够迅速,必须给教会施加压力。一九六八年圣神降临瞻礼当天,有些基督信徒、神父和誓反教牧师竟然联合举行弥撒圣祭,企图催促信仰基督的各教会团体早日合一。在那个年代,离职的神职人员越来越多,它们希望借着婚姻、工作职业和政治活动,使神职与现世人性的生活结为一体。

  梵二大公会议期间,与会教长并没有讨论限制生育的问题,因为保禄六世教宗愿意自己来解决这项日渐困扰世界的大事。他委托一个委员会进行研究,这个委员会的看法倾向於超越教会传统上对避孕的立场。保禄六世没有接纳委员会的意见,他在一九六八年七月颁布了轰动全球的"人类生命"(HUMANAE VITAE)通谕 ,反对任何非自然的避孕方法。通谕一出,举世哗然,不但非基督信徒不以为然,就连先进国家中的许多天主教徒也不以为是,倒是第叁世界地区的人反应比较良好。不支持这道通谕的人中,大部分认为教宗颁布这道通谕是一项没有符合全球主教集体领导教会的原则的行为,因为文献所触及的控制生育,对离婚者的牧灵工作,神职人员的独身生活等问题,都避开了大公会议的讨论和全球主教集体领导的职权。某些主教,例如当时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总主教胥恁斯(LEO JOZEF SUENENS)枢机,就对"人类生命"通谕持保留的态度。

  这道通谕部分人士不接纳的某些原因是"他们认为通谕不从人的立场,而从生物学的观点出发;对大自然的观念模糊不清;通谕的立论基础也模 两可。他们质问说:人类不是一向都在为改变自然界,或为征服大自然而努力吗?言外之意,人工避孕以控制生育,这也属於人类改变和征服自然律的努力之一。基於这种想法,许多天主教徒自己觉得不受到这道通谕的约束。他们的态度影响了教宗的威信,他们,尤其非天主教徒越来越难以接受自己的生活行为受到来自上方,来自外在权威的牵制,这为一位非基督信徒更是如此。某些人甚至抗议那些守独身的可敬老人怎能有权利去说那些与他们不相干的事。

  继"人类生命"通谕掀起风波之後一个月,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保禄六世飞赴南美洲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和麦德林两大城访问,主持拉丁美洲主教在麦德林举行的大会。在致词中,保禄六世宣称「发展是和平的新名词」;他反对那些解放运动所采取的暴力行径。事隔多年後,保禄六世当初所推崇的"发展"的思想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因为他所主张的发展正中跨国资本主义的下怀。这些大资本集团都设在北美地区,它们在拉丁美洲的经济活动都获得当地军人政府的支持,而教会也经常被指控为保守主义者,并和军人政府同一鼻孔出气。

  当时,拉丁美洲确实有许多看不惯局势,为贫苦大众打抱不平,处心积虑要改革生活的神职传教士,他们倡导"解放的神学",同意基督信徒采用解放斗争,为贫困的人民伸张正义。这些解放神学家当然不以为解放行动仅限於武装革命斗争,但他们也认为暴力之所以产生,政治经济体制结构不能辞其咎。

  这些抗争行动也遭来了保守派人士的反击,他们把这一切现象都归咎於梵二大公会议。看到这些意想不到的现象的出现,保禄六世内心非常痛苦。他在随後几年间曾多次表示:「更新是好的,但不要改变」。一九七二年他沉痛地说:「我们曾期望大公会议结束後,晴空万里,阳光普照,岂知过的竟是狂风暴雨,乌云密布的日子」。

 

74.梵二大公会议带来的失望与希望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召开之前、之中和之後,一般教会人士都相信这次空前的普世教会大协商,必能给教会带来新气象,使教会更具有吸引力。岂知大公会议结束後那些年来,教友的信仰生活普遍呈衰退的现象,至少在西方世界是如此,法国便是很明显的例子。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法国天主教徒约有百分之叁十每主日到圣堂参加弥撒圣祭;到了一九六六年,大公会议结束後那一年,这个比例便降到百分之二十叁;一九七二年更降至百分之十七。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意大利,只不过不那麽严重而已,然而,主日去望弥撒的教友也降到百分之二十而已。至於意大利的司铎圣召危机也相当显着。

  关於司铎神职危机,从比例数字来看,申请离职的神父以中.南美洲、、葡萄牙、非洲、西班牙、法国和德语系国家为最高。一九六O年前後,全球有修女八十万人,神父四十万人。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O年间,有一万叁千四百位神职人员获准还俗;仅在一九六九年一年间,全球便有将近七千位修女获准取消所发过的圣愿。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许多男修会中。原有的神职和修会人数急速下降,新圣召又似乎断了源,导致神职班的普遍老化。据估计,梵二大公会议结束後二十年间,全球约有七万到八万神职人员离职,其中有八千位是义大利人。这样的数字很惊人,但是不幸中的大幸便是:梵二大公会议之後离职的神父,一般而论,都没有变为教会的仇敌,也没有失落他们的信德,这和一百年前发生的情况,尤其是法国的情况,大异其趣。这一点是令人欣慰的。

  司铎危机的现象可以从原因和後果两方面来探讨。原因这方面相当复杂:例如司铎在社会中的身份角色是什麽?司铎对教会圣统的不同看法,人性感情的需要,对自身属於一种阶级感到厌恶等等的。至於危机所造成的後果,并不完全有害,比方神职人员短缺後,教会终於重新发现在俗教友在教会中的应有角色和职务功能,进而重新安排和设计牧灵的工作,以及净化司铎的职务,使司铎不必为俗务和为教友可以担当的事务费神操心,而能专务天主和人灵的事。

  对梵二大公会议後意想不到的信仰生活衰退的现象,各方有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甚至彼此相反。早在大公会议之前,法国社会学家和法学家加布里埃尔.勒布拉(GABRIEL LE BRAS, 1891-1970)以及同一学派的学者便从事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他们认为宗教衰退的原因在於俗化现象的快速蔓延发展,而且这种现象在十九世纪便已经发作。然而,面对这种俗化的浪潮,教会却没有警觉到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型态正在教会之外逐渐形成。这些学者认为,教会的最後一道防线正在崩溃,不过还有可能从废墟中重建。

  另一派人士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以为信仰生活的走下坡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急转直下的,而导致这种令人遗憾的现象的原因无他,就是召开梵二大公会议。持这种见解的人视大公会议为一项不智之举,是不幸的作法,是少数自以为是的神学家,礼仪专家和公教进行会的教友在庸人自扰。正因为教会把领圣事的规矩变得复杂,把领圣体的隆重气氛消除,又用知识份子那些累赘的思想模式来取代旧有的教会礼仪,因此,广大的教会信众才对教会失去信心。

  然而,被这些保守派人士指为少数自以为是的学者专家则谴责这些以正统自居的保守人士的反动态度,他们指出:信友大众并不是变得冷淡,并不是不再关心信仰生活,而是因为他们从过去以来,一直被排除在教会之外,无法真正参与教会的生活与生命。

  从梵二大公会议结束後所产生的这种种见解,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立场的思想派别。那些坚持传统如法国的勒菲弗尔(MARCEL LEFEVRE, 1905-1991)主教者,一概拒绝梵二大公会议的一切,他们认为教会危机完全是教会内部的问题,是教会在自我毁灭,与当代社会各种问题毫无关系。另有一部分人士,尤其是在大公会议期间相当积极活跃的神学家们则认为:那些攻击大公会议的人对大公会议本身有误解,须要澄清观念,以正确了解大公会议的本质。这些神学家也承认教会受到西方文明普遍危机的反击。的确,教会是丧失了部分对社会的影响力,而梵二大公会议又开放了教会人士信友的言论,一些原在教会之外产生的运动,也开始在教会里面煞有其事地发展开来。大公会议之前教会战战兢兢维持的事,大公会议之後的教会却无法借着令人心悦诚服的力量来维持。大公会议所决定设立的教会新体制新机构成立得太快,而且似乎是以专制独裁的方式设置,这常使培养不够的教友或神职措手不及。总之,由於缺乏某种程度的历史透视,我们无法给梵二大公会议下最後的论断。梵二大公会议之後所发生的信仰危机的确是空前的。

  正当有名有目、有头有脸的宗教陷於衰退之际,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一股回归神圣与宗教气氛的热潮似乎又卷土重来。由於科学、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乃至正式的宗教都没能给人的疑问和忧虑提供满足的答覆,於是很多人又回到宗教里探索自己的需要。但回归的方式很模棱两可,因为他们心灵对宗教和神圣事物的感受和需求与基督信仰大异其趣。他们喜欢卜卦,喜欢星占,喜欢密传和神秘的事物。就因为如此,许许多多的教派便应运而生。

  不少人以为这种回归宗教的现象无异给教会传播福音敞开一条路。许多团体运动组织都以耶稣为名,却和教会毫无关系。欧洲有一项调查指出:在所有先进的国家中,这种普遍产生的宗教情愫是一种社会事实,是社会学家研究的新题材。目前仍无法明确知道这种回归宗教的现象,是否就是前面所说的信仰生活衰退的一种补救。

75.走在梵二大公会议所辟的路上

 

  梵二大公会议给普世教会带来了相当复杂的反应,一个把生活在二十世纪,但有很多思想与作风几乎仍留在中世纪的教会带进现代世界中的大公会议,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而且会招致各种不同的反应:前进派的乐观,保守派的悲观,怀疑派地观望,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种种微妙情结,这都是可以料想得到的。无论如何,领导梵二大公会议後的教会乘风破浪,在诸多暗礁中坚忍前行达十叁年之久,为梵二大公会议奠下坚实路基的保禄六世教宗,虽然给人优柔寡断的印象,却一心一意地,不动声色地带头推展大公会议的决议。

  一九六五年十月四日,保禄六世在纽约联合国向全世界毫不隐讳地宣称他是「人类人道的专家」,他说「我们对人有所敬礼」。保禄六世这番语不惊人的话隐含着极深刻的意义,甚至是一股汹涌的暗流,这股暗流慢慢地运作,越来越明显,到二十世纪末发挥最大的效用。

  保禄六世是开教会元首周游列国先河的教宗,他以访问各国和国际机构来表达他对世界问题的关怀,他发表言论,维护人权和正义。一九六七年元月六日,他在圣座设立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并在各国主教团内成立分会。这个分布在全球各国内的教会重要机构的宗旨,就如名称所标示的,乃在推动社会的正义和全球各地的和平。而正义与和平实在是人类千古以来所有问题的两大关键。正因为如此,基督信徒有所觉醒,愿意积极参与政治与社会活动,期望借着福音的崇高理念,有助於缔造一个更安详、更富有人道的世界。

  然而,由於社会各层面的运作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同是参与社会各种工作的基督信徒,他们之间的意见与作法也不尽相同,因此不免发生紧张的关系现象。对这种现象教会非常关心,因为教会不愿意看到信仰生活与现世事务纠缠不清。有些国家的公教进行会行动更积极,更明显,他们愿意在政治上有明确的选择。这样的主张在基督信徒之间又造成了新的争论。

  梵二大公会议的最大特徵之一是天主教向全世界的开放,尤其是向东方集团的世界调整关系。若望二十叁世在大公会议召开之先,已有这种抱负,他在美国和苏联於一九六二年发生古巴导弹危机之际,在梵蒂冈接见当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女婿。这件绝不寻常的事在当时引起了一阵喧扰。其实,这只是罗马圣座东进政策第一次非官方性质的接触而已,却为日後漫长又艰辛的东进路途敲开了第一扇门。

  若望二十叁世 下的这块跳板,让他的继承人保禄六世得以继续尝试推进。这项艰钜的使命便交由当时主持圣座外交工作的卡萨罗利(AGOSTINO CASAROLI)总主教来执行。一九七O年,圣座终於和当时东欧集团最开放的国家,有"东欧之窗"称呼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恢复邦交。匈牙利首席主教敏真谛(JOZSEF MINDSZENTY, 1892-1975)枢机也得以在一九七一年离开布达佩斯美国大使馆,到维也纳定居,解决了一桩困扰圣座和匈牙利共产政府之间达二十叁年的政教悬案。此後,保禄六世多次接见了苏联要人。一九七O年这位教宗乘访问南亚和亚太地区多国之便,在香港逗留了几个小时,当时他在跑马场接见香港教友,并向中国大陆致意,他说:「为中国而论,基督也是情深似海的救赎主」。

  罗马圣座对东方集团的开放态度使得东欧国家的天主教处境获得一点改善,罗马教宗终於能在东欧国家任命主教。然而,这样的改善一般而论只限於一点宗教自由而已。

  全球天主教中心的罗马除了对全世界政治与社会事务上开放之外,也在基督信徒的大公合一运动上为天主教徒敞开了许多条路。保禄六世教宗先後会晤了君士坦丁堡东正教领袖,埃及"科普特"教会宗主教,英国圣公会领袖等人。天主教法典关於天主教徒和异教徒通婚的规定也缓和宽容了许多。

  世界基督教会大公委员会是个重要的组织,天主教会虽然不是成员,但是也改变昔日存疑的态度,派遣观察员参与其事。其实,基督教会大公委员会所遇到的许多问题,也正是天主教关切的问题,这个委员会支持世界许多地区受压迫的人民争取自由,例如为南非联邦的黑人争取平等,却因此被某些政府控告它介入政治,也因为如此,有几个成员教会团体退出这个组织。

  除了与世界基督教会委员会建立友谊的关系之外,天主教会在不同层次与 围上也和誓反教各教会团体合作,发表共同的文件,例如一九七叁年法国天主教主教团常务委员会便与法国誓反教联合委员会共同发表有关武器交易的反省声明;天主教也和誓反教联合翻译大公性的圣经;法国栋布(DOMBES)地区一个团体也连续发表文件,建议誓反教与天主教对某些要点在神学上取得协议,这些要点包括:对圣体圣事有相同的信仰;在教会职务上、在主教职权上、在圣神和教会与圣事上的调和;以及普世教会中的共融等等。

  正当天主教和誓反教在多方面合作之际,在思想理论上的大公合一运动却出现停滞的现象,或许因为在信理的关键问题上仍无法达致协议,无法获得共识。比较年青一代的基督信徒希望各教会团体之间从事共同的活动,不必等到彼此在教义信理上获得共识後,才携手合作。

  一九七四年,梵蒂冈召开第叁届世界主教会议,主题是向当代世界传播福音。当然,向当代世界传播福音的方式与途径有很多,因人、因地而异,比方说先进国家的主教们在谈到传播福音这个问题时,首先关心的便是社会俗化、企图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基督信仰成份与色彩,以及无神论这些问题。亚洲和非洲主教所关切的,则是如何用自己的语言,在顾到自己的文化传统需要之下,来向非基督信徒的同胞宣讲福音。拉丁美洲的主教所想的,则是如何使传播福音的使命工作和使国家从政治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这两件事配合起来。

  这次世界主教会议的建议案由保禄六世於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梵二大公会议闭幕十周年当天,以"劝谕"的形式综合公布出来,这道文献取名"在新世界中传播福音"(EVANGELII NUNTIANDI)。保禄六世在这道劝谕中广泛地谈论向当代世界传播福音的各种问题,在某些章节里面,他的文字气势比较微弱无力。无论如何,他在文献中强调了下面几个重要思想:传播福音是不能逃避的义务,即使有些现象令人 气,也不能却退;在传播福音时,不能忘却对宗教自由的尊重;传播福音时,必须注意到与文化的交融关系,也就是所谓的福音本地化的问题;传播福音与人获得自由解放的关系等等。

  保禄六世又强调:「必须使二十世纪的教会更有能力向二十世纪的人宣讲福音。即使需要流泪播种,但传播福音仍然是一件令人兴奋愉快的事」。

76.普世教会,地方教会,罗马教会

 

  回顾基督所创立的教会两千年来的历史,令人彻悟到这是一个有机,而且充满生命力的精神体,两千年岁月所走过的道路,坎坷多於平坦,现世短暂的挫折,即使延续数十年或百年,并没把它难倒。在人类历史舞台上,或也曾出现过教会挥刀动武,以确保自己的生存权力,但是它在历史中的延续并不是靠武力得来的,因为它几乎没有一个时代不处在被世界强权欺压的状况中。耶稣曾先知性地警告他的门徒:「凡持剑的,必死在剑下」(玛二十六,52)。世间的国度大凡靠武力建立,借武力维持,也因武力而衰亡。耶稣的话一点不假。教会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不断警惕自己不要借强权和武力以自保,几时有这种倾向,必然招致得不偿失的後果。

  因此,对教会来说,道路崎岖颠沛是意料中的事,这是现世人生的必然状况。然而,教会并不是宿命论者,它始终怀着希望,一种不来自世人所许诺的希望,一种在现世培养,在末世实现的希望。正因为如此,教会锲而不舍,在绝望中仍然怀着希望,一种超越人类本性的希望,继续前行,不为世俗的意见所左右,一心一意要完成它的创立者耶稣所托付给它的使命。

  这个超性的希望便是基督所创立的教会之所以是有机体和充满生命力的动力。

已跨进公元第叁千年代的教会,仍有很多看似希望的危机和看似危机的希望。这些即危机又希望大都存在教会内部,要了解它们的内容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那就是福音与教会的普世性与地方教会之间存有某种程度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从一九七四年召开的世界主教会议可以看出来。

  那次会议让大家都看出今天的世界在交通和传递讯息方面速度极为快速,大众传播媒体的种类增加许多,很多与会的主教都认为:世界讯息的交往既然如此快,途径又那麽多,理应该有助於在普世教会内形成一种大家共通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使各地的观念渐渐趋於一致。岂知事态的发展经常并非如此,因为地方教会的本位主义逐渐抬头,尤其当主导普世教会生活的西方教会的思想和表达方式有成为全球教会马首是瞻的时候,地方教会的本位意识便显得更强烈。

  回顾两千年来的普世教会,西方的教会始终处在主导地位,但是在二十世纪末期,西方教会已经一步一步地淡出主导的角色,教会的重心慢慢地从西欧向南、向东和向西转移。南边的非洲人口越来越多,这使它在教会内的份量越来越重要。然而,全球有一半的天主教徒都生活在拉丁美洲,巴西更是世界最大的天主教国家,这不能不吸引教会当局的格外重视。至於东欧的波兰,这个有叁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的教友是全世界信仰最笃实的一群,当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出自波兰,这绝非偶然。这种情势使波兰天主教在普世教会中日渐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天主教的重心固然逐渐向南边的非洲,西边的美洲和东边的波兰转移,但是每个大地区的教会仍然有它特别关切、也属於它特有的问题。西欧教会最关心它的地区的俗化问题,这里的教会设法借着重整社会人心的伦理道德观,来重整它的价值体系。拉丁美洲的教会则关切众多居民生活的疾苦和贫穷,经济的被剥削,以及社会酝酿的革命动乱。这个地区发展出来的革命神学与西欧的神学格格不入。在西方,很多人接受生活俗化的现象,对宗教的神圣性不再有多大信心。在波兰,教会为了能在无神共产极权下生存,不能不走教会权威至上和唯信仰是从的道路。如果要波兰天主教会采行法国天主教的生活模式,则不出几年必定被消灭。反过来说,如果法国教会沿用波兰方式,势必再度掀起反教权的运动,就像二十世纪初年所发生的一样。至於不同宗教和宗派之间的关系,在西方还相当平安无事,彼此尊重、宽容,但这种情形若出现在中东或其他某些地区、则兵戎相见是常有的事。

  以上所说的,是普世教会与地方教会,以及地方教会之间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所以不容易在普世教会中形成单一的观念和表达的方式。如果还要顾及一个地方教会内部因着神学和政治立场的不同而产生的紧张关系,则要用同样的尺度、同样的说法来面对全世界的教会,那更是不容易!一位教会领袖若采用一种充满灵修、富有教义内涵、散发热心虔诚气息的言语来说话,看起来必定是放诸四海皆准,怎知这样谈话经常会被认为隔鞋搔 ,不切实际。

  既然普世教会和地方教会有这种种问题,则必须予以解决。解决的途径之一,便是罗马圣座的革新。一九六八年保禄六世颁布"教会基本规例"(LEX ECCLESIAE FUNDAMENTALIS),规定教会中央领导机构的基本原则。表现这些原则精神最具体的行动便是枢机主教团的全球化,圣座各部会首长与委员的国际化,过去通称的"宗教法庭"或"宗教裁判所"(SANT' UFFIZIO),更名为"信理部",或称为"教义部"。担任重要职务的神长也有年龄的限制,要点着重在服务的效率,而非个人的资历和声望。此外,各国主教团的集体领导,和七次世界主教会议的召开,大大限制了、也平衡了过去罗马圣座中央集权的现象。

  然而有些人对这种革新却感到失望,他们以为累积许多世纪的罗马治理方式仍旧会重新掌握寄望於集体领导的新作风,而从各国前来罗马担任要职的主教和枢机主教,会很快地同化於罗马圣座古老的传统治理方式。

  对普世教会,尤其是教会中心罗马圣座的各种革新措施,以及因此所引发的疑虑,保禄六世感到非常忧闷,他在晚年有时甚至为此悲叹。处在这种境地和气氛中的教会,多少可以预感到保禄六世身後教会需要怎样的人选来继续领导它。事实上,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全球枢机主教所推选出来的继承人若望保禄一世,便是一位中庸、温和、关心贫苦人士的牧者。他是一位地方教会的主教,不出身於官宦场所,仍是意大利籍,不介入世界东西两大集团冷战对峙关系中。但是有谁预料到这位温文的教会最高牧人竟在就任二十五天後,不声不响地撒手人寰。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故在震惊全世界之馀,更给普世教会加速其国际化的良机。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傍晚出现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正面中央阳台上,向罗马城和全世界致意的,仍是一位不出自教会中央行政权力部门,而是来自遥远异地、而且年富力强的地方主教,波兰克拉科夫总主教区的沃提瓦枢机。

  这位年仅五十八岁、来自东欧的枢机主教以黑马姿态脱颖而出,意味着普世教会要和意大利政治和西欧的教会保持距离的心愿。这样的心愿在若望保禄二世治理之下,实现得相当令人满意。

  光阴无情,历史像个判官,自古以来何曾有过一朝一代不被时光的洪流所淹没,所判断!唯一例外,而且绝无仅有的,倒是化身为现世教会的基督的国度。这个国度固然生存在时空之中,却不属於这个世界,所以它虽然也不能免俗,在历代的更迭之中与世间的权力过招,在弹指之间有得有失,受到物质定律的限制,但是运行在有形教会身上的无形力量给教会所指引的超现世目标,使得身负基督神国的教会得以不受现世定律的最後宰制。因此,教会的历史没有终点和结束,公元叁十年五旬节那天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迹,谁也没有预料到竟然乘着时空的波浪,延绵了两千年,直到今天,并且不是苟延残喘,而是从容不迫,稳扎稳打。教会不和人间的权力较量。它有的是时间,有的是耐力,有的是希望。历代的基督信徒都面对过时代加给的种种困难,今天和未来的基督信徒仍将如此,因为这是一条走向永恒的漫长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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