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光临福建漳州天主教,愿您在这里与主相遇,永恒生命从此开始...     加入收藏  |  繁体中文  |  联系我们  
||  您的当前位置:首页 - 新闻动态 - 天主教会 - 教会历史
第十八章 现代化的负担:面对经济社会、当代思潮和教派林立的基督徒
发布时间:2017.12.11    新闻来源:   浏览次数:

54.教会面对的新挑战 
   公元一七八九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各国,甚至对整个世界的政治与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教会的生活又何尝不如此。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当时的天主教以为它已经把人在社会中的种种生活都定了位,每个人会按照他的生活环境和规 ,循规蹈矩地过日子,不致於出现多大的差错。换句话说,教会已经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关系立下了活动的 围,只要大家遵循,社会自然稳定。也因此,教会认为自己,也被很多人视为稳定社会的力量。

  那晓得法国大革命一爆发,教会过去所以为的几乎全部幻灭,革命运动给教会的打击非常重大,除了直接迫害教会,杀伤教会神职,没收教会产业之外,也间接地伤害教会,就是在教会之外另建一个与宗教无关的世界:人们开始发展工业和城市形态的社会,建立新的哲学思想,钻研自然和历史科学等等的。这一切都在教会之外进行,毫不顾及教会的观念,也不涉及教会的生活,俨然形成一个与教会信仰毫无关系的世界,甚至对与它相反的教会古老传统进行打击。

  除了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完全俗化的新世界把教会丢弃在一边之外,当时的教会还得无可避免地设法与同是信仰基督,却已经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其他教会团体和平共存,对这些教会团体天主教一向不愿正式承认它们。

  曾有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教会内部负责人士 了一道高大的墙来对付外在世界的威胁。但是与其 墙对抗,倒不如正视现代社会的种种改变,因为到底基督信徒还是生活在这个不断在改变中的世界里,如果不正面解决这些问题,恐怕将来连教友们也变成外教人,再也无法宣讲福音。

  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再度发生工人暴力革命,致使法国主教和有名望的教友又选择了保守路线,支持拿破仑叁世的专制独裁政权,并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後人常常引用一句据说是庇护十一世教宗的话说:「教会在十九世纪失去了工人阶级」。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在指责教会总跟统治阶级站在同一条线上。其实,许多历史研究并不以为如此,这些研究要求社会不要那麽肯定地判断教会的态度和立场。

  事实上,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情况与法国的并不相同。比方在德国,尤其是西部的莱茵邦,那里的天主教和工人阶级有着根深蒂固的良好关系;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天主教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在城市里的工人阶级。所以,法国的情况有些特殊,那里的工人阶级似乎是在教会之外形成了。法国的主教经常是来自农村的乡绅家庭,他们对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工人的贫困处境并非视而无睹,或无动於衷。问题出自主教们没有能力分析造成劳工阶级贫困的因素,也不知道采取什麽补救的办法。比方说,那些从乡村涌到工业城市谋生的人,都挤在城市郊区,他们一方面离乡背井,但在城市郊区也找不到适当的社区结构来接纳他们大批的涌到。所以,他们生活处境的恶劣可想而知。再说,城市里的本堂区原来只有本地固定的教友家庭,现在乡村的人大批涌入城市,每个圣堂挤满了彼此素不相识的各方人士,本堂神父过去和每位本堂教友都保持来往,互相了解,如今再也很难保持昔日的个人接触来往。过去本堂区的生活方式特徵,在外地居民蜂拥而至以後,逐渐在变质。一八四九年巴黎教区一位代理主教便开始抱怨这种新情势。当时的本堂神父们只能在精神生活层面对教友有所贡献,他们呼吁雇主慷慨大方地对待工人,也呼吁工人作个有德行的人,不要酗酒,不要荒淫无耻,要遵守教会的规矩和天主的诫命等等的。

  十九世纪初年社会主义逐渐形成之际,不论在思想或在社会经济改革工作上,都遵循着天主教的教导。不幸的是一八四八年二月和六月法国发生暴力革命後,原来的社会主义开始渐渐地放弃教会的福音精神,不但不再表现宗教信仰的立场,甚至公开反对教会,宣称教会是政权和经济剥削者的同路人。当时法国社会主义理论家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便说:「私有财产是偷来的东西,天主乃是一种邪恶,必须用正义来代替宗教的观念。」

  同一年,也就是一八八四八年二月,正当巴黎人民再次发动革命,占领市政府,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迫使国王路易.腓力普逊位出亡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在一个月之前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所草拟的"共产党宣言"(MANIFESTO DEL PARTITO COMMUNISTA)送到英国伦敦印行。十九年後的一八六七年,马克思又出版他有名的"资本论"(CIPITALE)的第一卷,目的在为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寻求和奠定科学理论基础。这个基础便是阶级斗争乃历史进步的动力,而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马克思的思想很能吸引社会中长期被剥削的工人,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共产党的行动。在一八六四年已有"国际劳工协会"的存在,这个协会以教会的对立者自居。为了这个理由,教会领导人士不能不反对否认天主存在的社会主义,否则,教会的基本信仰必将被这种无神论的思想所破坏。

  为了对抗正在蔓延的社会主义,当时的教会不断地向教友发呼吁,勉励他们坚守基督信仰,而且要求他们广泛地推动社会慈善事业,补救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弊端,使贫苦的劳动阶级人士仍能从教会所推行的爱德工作中看到人性的一点希望,而不致於投入阶级斗争的怀抱中。

 

55.十九世纪的父权主义与改革思想

 

  一八四八年对欧洲,尤其对法国的社会改革,是个关键性的一年。那年二月,凡是对社会现状不满的人,包括共和党人,天主教保守派人士,以及失业的工人,大家行动一致,在巴黎发动革命,罢黜王室,建立共和国。一时,全国兴高采烈,以为国家从此可以走上自由、民主、修和与繁荣的康庄大道。

  那知两个月後所选出来的国会代表竟是一批保守派人士,他们对社会迫切的问题毫无所知,也缺乏改革的意志。当一大批一大批失业的工人涌向巴黎,希望在国家工厂里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而国家工厂又因为国会认为所需的经费太高,而不批准开业,於是失业工人於六月二十叁日在巴黎发动一次比二月更严重的暴力革命。叁天後革命被政府军所镇压,死伤无数。

  这场工人的暴力革命再度推动政府走向比以前更保守的路线。就因为这个缘故,法国天主教里面一些比较开朗,支持自由、民主与改革的人士在一八四八年以後便不再受到社会多大的重视。

  虽然这些前进改革派的力量不再主导社会思想与行动,但这并不是说社会原有的问题再也没有人关心,而是说关心这些问题的人已不再是自由派人士,反而是保守派的人。这些保守派人士以为导致社会贫穷悲哀的是经济自由主义,因为这种主义摧毁了旧时代社会中那种家族父权体系和同业公会制度的运作方式,而造成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个人主义作风,整个社会再也不存在彼此关怀的义务精神。

  基於这种看法,法国天主教保守人士认为必须推行反革命运动,回到过去,重建昔日的社会关系体制,让关心贫穷的社会贤达把最贫苦的人纳入同业公会的制度中。因着这种看法,一时有许多以守望相助为目的的民间社会组织相继诞生,其中有些甚至在工厂里面建立起来的,这些工厂的主人当然都是比较好的教友。

  这种具有慈善互助性质的组织在一八七O年结合了巴黎五分之一的学徒工人,他们彼此形成一个大家庭,大家互相尊重,友爱,服务。不过,这些看来很富有人道和人情味的民间组织却引起倾向社会主义的工人的不满,这些人不喜欢那种仍带有家族父权至上色彩的劳工组织。而事实上,这种出於自愿,形式很简单,很民间私人性质的工人结社团体,是没有能力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的。当时法国天主教一位对社会工作非常活跃与关心的人阿尔芒.德默伦(ARMAND DE MELUN),在一八七一年承认这种团体组织的失败说:「社会主义的想法之所以成功,不仅仅在於它们知道激动人的热情,更在於把自己当作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完整的系统介绍给人,它们回应社会问题的难处,而我们在这方面没有提出任何类似的方案」。

  从阿尔芒.德默伦这段话,我们似乎看到十九世纪中叶前後,法国天主教保守人士主张的家族父权管理方式和同业公会体制,并不能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德国好像得到比较客观与中肯的处理。

  德国的工业发展在整个西方世界上来说,步调比较缓慢一些,但这种缓慢反而给天主教人士更充分的时间来思考和了解十九世纪工业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并不能凭私人或团体内部的彼此协助和爱德关怀来解决,而应该从根本下手,那就是重新建立社会经济制度,并要求国家在这方面大力投资。当时德国美因茨(MAINZ)教区的主教凯特勒(KETTELER, 1811-1877)在建构这种新的社会思想上有相当的贡献。

  事实上,凯特勒主教的思想很少染有自由主义的色彩,他倒是很怀念中古世纪欧洲社会的同业公会组织,不过他已经看到社会结构改革的必要,这在他於一八六四年所出版的"劳工问题与基督教义"这部巨着中有深入的探讨。他在书中指控「富有的人偷取天主分配给众人的东西」。

  凯特勒主教既反对自由资本主义,也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希望的是一种同业公会组织的社会,但他也要求国家干预同业公会组织的规则,例如规定工作的时数,星期日必须停工休息,让工人分享生产的利润,帮助在外劳动的母亲等等的。

  与凯特勒主教同时代的,德国还有一位着名的关怀劳工青年的神父,名叫科尔平(KOLPING, 1814-1865)。科尔平神父出身鞋匠,对重建工人的结社组织非常热衷,他在德国全境创立了青年劳工团体,也希望劳工们在劳动场所之外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团体。科尔平神父的见解和作法对法国那些主张家族父权主义的保守天主教徒并发生不了影响。

  德国天主教为解决十九世纪工业发展所衍生出来的问题而倡导的社会思想训导虽然比法国先进,但是法国天主教在这方面的努力并非全无可取之处。一八七一年二月法国人民选出一个以保守派为主的国会,这个国会企图复辟,结果巴黎市民在叁月十八日再度发动革命,并於二十八日建立历史上有名的"巴黎公社"(COMUNE DI PARIGI)。巴黎公社一成立,却没收教会的产业,拘捕巴黎总主教和神父们,他们都在政府军向巴黎公社发动攻击时,被公社杀死了。这次革命行动的本身和所引起的政府军的反击都非常剧烈残忍,在这种可怕的血腥事件中,却也反映出当时一些天主教徒的慷慨行为,其中以阿尔贝.德曼(ALBERT DE MUN)和勒内.德拉图尔.迪潘(RENEDE LA TOUR DU PIN)最具代表性。他们两人在一八七一年创立天主教劳工社团,同时表明他们反对革命,希望恢复君主体制的立场,不过也愿意促使社会各方面的人士建立来往的关系,让那些领导社会的人了解被领导的人的处境,进而为他们的生活着想。

  这种天主教劳工社团形同今天的俱乐部,是大家消遣和聚谈的地方。可是实际上出现在这种场合的工人很少,倒是资产阶层的人士居多。虽然如此,总有助於资产阶层人士进一步了解社会问题,也让劳动阶层人士知道资产阶层人士为他们作了些什麽具体的事。例如当时在兰斯(REIMS)一位工厂老板,名叫莱昂.阿梅尔(LEON HARMEL, 1829-1915),他是一位好教友,他把基督信仰的基本原则在自己的工厂里面实践出来,他的作法虽然仍带有家族父权的作风,但总带有民主的色彩,他愿意工人参与工厂的经营。他曾说:「工人的益处是经由工人而来,并与工人同在,决不能反过头来反对工人」。试想,在兰斯那个地方,当时每位工人和家属从生到死都受到工厂的照顾,工人没有後顾之忧,他们的生活都获得改善。

  莱昂.阿梅尔甚至组织工人朝圣团来罗马朝圣,他更和当时教宗良十叁世就社会问题交换意见。

  除了法国一些天主教徒对社会问题有这样的关怀之外,当时奥地利维也纳也有一位男爵名叫福格尔桑(VOGELSANG),他是德国美因茨主教凯特勒的学生,他在维也纳创立了一份杂志,作为奥国天主教徒关心社会问题的喉舌。福格尔桑男爵曾严厉批评自由资本主义,甚至被认为是信仰社会主义的基督信徒。他也要求国家介入社会劳动问题。

  在瑞士也有一位名叫梅尔米约(MERMILLOD)的主教,他从一八八四年起,每年召集许多国家关心社会问题的天主教徒在弗里堡(FRIBOURG)开会,讨论有关问题,这项集会活动便成了弗里堡天主教社会研究联盟(UNION CATHOLIQUE D'ETUDES SOCIAL)。

  此外,在十九世纪末年,在意大利有托尼奥洛(TONIOLO)教授大力推动探讨社会问题;在美国有吉本斯(GIBBONS)枢机主教在一八八七年维护劳工骑士(CAVALIER DI LAVORO)的尊严和权益;在伦敦有曼宁(MANNING)枢机主教於一八八九年出面调解造船工人的罢工事件;在澳洲悉尼则有莫兰(MORAN)枢机主教邀请天主教徒加入工会。

  以上天主教在世界各地有关社会劳动问题的研讨和采取的种种行动,都逐渐汇成一股趋势潮流,终於促成良十叁世教宗在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五日颁布了举世闻名的、天主教有史以来第一道有关社会问题的通谕,"新事通谕"(RERUM NOVARUM)。

 

56.天主教社会思想的诞生

 

  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欧国家的工业发展成为一股社会生活的必然趋势,义无反顾。可是有谁能预料到工业发展所衍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呢?工业发展本身是一件好事,可以节省人力物力,使消费大众化。但是掌握工业生产的人如果只知道增加产量和消费,以谋求更多的利润,而没有想到产量和利润是用什麽代价换取的话,则必然要引起劳动人士的反弹,因为他们只被资方视为生产工具,而工具的效用必须发挥它的极限,才能达到最高产量的状态。於是劳动工人被无情地剥削成了自由经济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可是劳动的是人,而不是无生命、无理性的机器工具,在他们忍无可忍的时候,必定会爆发革命式的危机。这种或轻或重的危机在十九世纪的法国、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出现过。

  为了面对这种因产业结构不良而导致的种种危机,於是产生了各种理论和行动,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天主教家族父权主义作风,天主教同业公会的再度出现,以及劳工结社团体组织等等的。

  在这些社会理论行动中,最令当时教宗良十叁世感到忧虑的是社会主义的快速扩散和无政府状态的经常出现。的确,在十九世纪末年,西欧多次出现流血暴力的工人罢工事件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凶谋害行为。当时有心人士担心劳动界人士会不会全部倒向很具有吸引力的社会主义。天主教内部有识之士曾发起各种不同的活动,希望能减少劳资双方的冲突,甚至使劳资彼此形成一种类似家庭的关系,由资方怀着父亲似的关怀态度来照顾劳方的需要和工人家庭的困境。再不然,也有部分人士,包括教会主教神职在内,一方面谴责资方剥削工人,一方面要求国家必须介入社会问题,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不幸的是天主教关心社会问题人士的种种创举活动都遇到天主教内主张经济自由者的反对,这些主张经济自由的人一向反对任何形式的工人组织。此外,就连这些关心社会问题的人士之间,意见也不一致。为了这个原因,有些人希望罗马教宗出面干预,支持社会工作者的见解和思想,并指出大家共同的思想与行动原则。就在各方殷切请求之下,良十叁世教宗终於在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五日颁布了一道取名为"新事"(RERUM NOVARUM)的有关社会问题的通谕。这是天主教一千九百年历史中,第一道有系统讨论社会正义问题的重要文献,它被视为"劳工大宪章"。

  从这道通谕的诞生经过,我们可以看到它并不是先知先觉的思想,甚至对时代社会弊病的觉察是迟了一些。虽然如此,这道通谕对当时的天主教徒仍然有重大的影响。文献看出社会已经改变,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造成了劳动者不应该有的贫困。当时社会主义声势日益壮大,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法宝自居,而"新事"通谕则揭穿社会主义的真相,指社会主义是错误的解决和补救之道,因为社会主义主张废除私有财产,但是天主教认为私有财产是天主愿意人拥有的。

  "新事"通谕指出:真正解决和补救社会问题之道还是教会所教导的基督信仰原则。教会认为人生而不平等,这是自然律;但是所有的人都联合为一体仍是必要的,解决斗争则不可取;没有劳动不能有资本,没有资本也不能有劳动;国家必须介入财物的分配、工作的时数、每周的休息、以及合适的薪金以供养合乎尊严的生活与教育这些重要的事务。

  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到自由经济主义是受到新事通谕的谴责的,而关怀组织则被视为有益、而且是必要的、不过,良十叁世教宗倒是比较喜欢由雇主和工人联合组成的同业公会(CORPORAZIONE),但他并不排斥仅由工人单方面组成的工会(SINDACATI)。虽然如此,这道通谕并没有获得劳工和社会主义者热烈的反应。它的重要性比较侧重在教会内部,这就是说:身为教宗的人已不再沉缅於过去,已不再在历史中寻找避难所,他反而要求天主教徒重视他们生活其间的世界,并在现存的政治体制和工会结构中生活。

  总之,良十叁世教宗颁布的这道"新事"通谕使关心社会问题的天主教人士如释重担,心情为之开朗,他们感到自己受到教宗的承认,并从通谕中获得一股新活力。

  良十叁世在一八九一年五月中旬所颁布的"新事"通谕和他在次年所颁布的,为邀请法国天主教徒接受"第叁共和国"的在"挂虑中"(INTERSOLLICITUDINES)通谕,在法国境内相互为用,发生不少影响,促成了许多新的社会工作活动。不过,家族父权思想仍然存在,并没有因为新通谕的出现而消失,因为这是数百年传留下来的经营观念,不可能因为一道文件的发布而消除殆尽。更有甚者,法国北部天主教工厂雇主协会反对天主教徒工人组织工会,而且拒绝国家干预介入的原则,这些雇主继续按照自己的见解成立"工厂圣母互助会",可是这样的互助会却成了社会主义者攻击的目标。

  其实,在"新事"通谕颁布前几年,即一八八七年,法国已经出现零星的,由教友人士组成的工会,他们大多是机关公司行号的职员。这些零星的工会逐渐发展扩大,终於在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後成立了"基督信徒工会法国联合会"。

  "新事"通谕颁布不久,关心社会问题的天主教人士和教会领导人士之间便出现了某些困难,因为公会组织无疑是一股很大的社会力量,这股力量和政治必然有很多的接触来往。在这种极为重要的社会活动中,在俗教友在当时难道可以我行我素,自己成立工会与政治打交道,而不顾教会当局的立场意见吗?这便是困难的所在。事实上,继良十叁世教宗而来的庇护十世教宗以及当时的许多主教们都担心天主教徒在社会劳工问题上与非天主教徒合作後,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而且这种情形在德国尤其可能,因为那里信仰基督各宗派的人士组织了联合工会,因此,教宗和主教们希望能控制并指挥这种具有民主精神的社会运动组织。

  对庇护十世教宗和主教们的心意,当时有不少人接纳了,但也有一些人反对,意大利有一位神父,名叫罗莫洛.穆里(ROMOLO MURRI, 1870-1944),他对天主教徒参与社会这种运动的事务很投入,但教会当局以为不妥,终於和教会分道扬镳,後来他又当选为国会众议员,投身政治结果在一九O九年遭教会开除教籍。

  总之,从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五日良十叁世教宗颁布"新事"通谕後,在教内外各种正反两面的冲击与反省之下,天主教的社会训导思想终於逐渐奠定了巩固的基础。一九二九年圣座在法国神职人员和里尔(LILLE)教区利埃纳尔主教的支持之下,出面维护法国北部天主教友公会组织的合法性,与当地的工厂雇主站在相反的立场。一九叁一年,庇护十一世教宗发表"四十年通谕"(QUADRAGESIMO ANNO),纪念"新事"通谕颁布四十周年。新通谕进一步充实并发挥旧通谕的内容和前景。那个时代正是共产主义威胁日渐严重,而世界经济又陷入重大危机的时候,庇护十一世教宗在"四十年"通谕中再度谴责社会主义的不是,而且对社会问题的反省观点已经从社会企业层面走向更广泛的国家层面,他呼吁重整倒是1的社会和经济整体的秩序。这位教宗在一九叁七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已酝酿爆发之际,於叁月十四日和十九日分别颁布的,针对纳粹主义的"极度关切"(MIT BRENNENDER SORGE)通谕和针对共产主义的"神圣救主"通谕(DIVINI REDEMPTORIS),都引用了已经成形的教会社会训导来反驳集权主义的危险。

  当然,天主教这些社会训导思想并不是具体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而是一种比较侧重於理论的指导方针,它要求国际和各国以人的尊严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首要考量对象。

57.天主教传统面对现代思潮的挑战

 

  十七、十八世纪现代科学在欧洲奠立基础,发展迅速。但是科学的进步似乎也同时令人感到多少世纪以来天主教会所坚信的某些启示的当信道理已被提出质疑。十九世纪德国大哲学家康德(KANT)便主张;人类的理性无法认识天主,所以,"天主"的概念实在毫无意义,甚至对人有害。同时代的法国实证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看到科学的潜能,便认为宗教和中世纪的形上学的时代已经结束,寿终正寝了,人类终於抵达科学时代,也就是实证主义的时代了。那些推崇科学至上的人相信人类知识的进步将是毫无止境的,而宗教的退化则是已成定局。

  十九世纪人类考古学的新发现,把人类的历史推回十几万年前的史前时代。那些被挖掘出土的人类化石让人想到人可能是进化而来的,这便是英国达尔文在一八五九年所出版的"物种起源"这本书所主张的理论。

  根据进化论的见解,如果人是由猴子进化而来的,那麽圣经所记述的天主创造论和人类的原罪说应当怎麽解释?而且圣经上的年代纪法又有什麽凭据?

  除了进化论,十九世纪在欧洲出版了许多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文物典籍,这些丰富的资料慢慢促成了宗教学的研究。学者专家们开始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记载解读其中未曾被後世的人窥探出的奥秘。旧约和新约圣经的原始文字也被逐句地解读,就像其他任何宗教的古代典籍被仔细研究一样。这为当时的基督信徒来说是不可思议,甚至是大不敬的事,因为这些天主所启示的事情怎能怀着科学求真的态度,以怀疑为出发点来加以求证呢?!

  当时德国"黑格尔"学派的一位神哲学家达维德.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 1808-1874),曾在一八叁五年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耶稣传",指出耶稣是初期基督信徒团体用想像编造出来的人物。

  与德国施特劳斯同时代,但稍为晚一些的法国作家埃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也在一八六叁年出版了一本"耶稣传",他纯粹从人性和历史的观点来描写耶稣的一生,在他笔下,耶稣只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而已。

  德国还有一位比前面两位晚几年,专门研究新旧约圣经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尤利乌斯.韦尔豪森(JELIUS WELLHAUSEN, 1844-1918),他根据自己的理论,认为旧约圣经前五卷,即所谓的"梅瑟五书",并不是出自梅瑟的手,而是後人 集史料、文献和法律条文,加以整理编写出来的。

  按照这几位名噪一时的专家学者的理论,则教会始终所强调,并视为自己存在的依据的"天主的启示",到底作何解释?根据当时的评论,教会历史似乎充满了传说和神话,教会一向肯定的信仰经科学一试 ,好像都被揭穿了底细,成了一堆破产的笑话而已。

  面对科学实证主义来势汹汹的考验,十九世纪的教会有什麽反应呢?当时猝不及防的教会最初的反应只能忙於防卫,宣称凡是不接纳启示的科学都是魔鬼的杰作,这些不良的读物都必须严加禁读。罗马教宗庇护九世甚至在一八六四年颁布"何等关心"(QUANTA CURA)通谕,并列出教会认为错误的九十条哲学、伦理和政治上的理论(SYLLABUS),加以严厉谴责。

  一八六九年召开的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曾努力设法澄清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平行关系,而教会当局也希望它的立场得到国家有关当局的支持。事实上,埃内斯特.勒南在出版他那本"耶稣传"之後,他在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所授的课就被停止了。

  总之,在那思想混乱的时代,教会的论战家和护教学家都使尽全力,以可靠和比较笼统的论据来维护教会受到攻击的那些真理。

  然而,维护并不是宣扬真理的最好途径,振兴宗教科学的研究,予宗教公平的评价,承认理性与信仰的分野及相互的关系,去芜存菁,这或许是正视宗教信仰与人生的关系的妥当途径。

  十八世纪末年法国大革命危机过後,德国的大学很快地便恢复先前的学术活动,天主教和誓反教之间的思想对比很有助於宗教学术的发展,当时的塞勒(SAILER, 1751-1832),格雷斯(JOSEF GORRES, 1776-1848),莫勒(JOHANN-ADAM MOHLER, 1796-1838),多林格(IGNAZ VON DOLLINGER, 1799-1890)等人都是教会杰出的思想家,作家和历史学家,他们的努力对欧洲天主教会和社会有相当的影响。他们的讲学和着作多少建立了宗教学的基础。

  在英国,天主教面对的现代科学思潮的冲击似乎没有法国和德国那麽强烈,所以教会的反应也相对地比较缓和,当时的纽曼枢机主教(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在一八四五年从圣公会牧师归依天主教那一天,出版了一本名叫"基督信仰教义发展评述"的书,书中说明天主教教义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过程。

  在法国,由於大革命的汹涌,当时的教会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鼓励圣召,培养神职人员,确定本堂区的权责,以及政治局势的争论上,所以教友知识份子和神职人员大都把教会知识的研究工作束诸高阁。不过在教会知识文化普遍低潮中,却出了有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米涅神父(JACQUES-PAUL MIGNE,1800-1875)。米涅神父倾力推动出版上千册的基督文化思想古典作品,其中最有名的便是两百二十二巨册的拉丁教父着作和一百六十一册希腊教父着作。这些出版物形成了所谓的"神职百科书库"(BIBLIOTHEQUE UNIBERVELLE DU CLERGE)。

  然而,对法国天主教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教会获得在高等学校教授学业的自由。那个时候还有一位迪谢纳神父(LOUIS DUCHESNE, 1843-1922),他是个历史学家,他自一九O七年起,先後写了四本一套的古代教会史。迪谢纳神父治学的态度很严谨,他把一些属於传说的资料完全删去,比方说,曾有人以为法国天主教会是由宗徒们直接创立的,类似的说法都不出现在迪谢纳神父笔下。另有一位道明会士拉格朗热神父(LAGRANGE),他在一八九O年创立了耶路撒冷圣经学院(L'ECOLE BIBLIQUE DE JERUSALEM)。最後,法国还有一位着名的哲学家莫里斯.布隆代尔(MAURICE BLONDEL, 1861-1949),他是国立大学的教授,他在一八九叁年出版的"行动"(L' ACTION)这本着作中强调:若要使同时代的人接受教会的观念,就必须从普遍都能接受的"人"的定义着手。布隆代尔认为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意志,从这些无限的意志会产生许许多多新的行动,目的在设法满足意志的期待。然而,人的行动的结果始终无法完全满足意志所希望的目标。於是人发现他所理想的那个事实始终超越他的能力所及。换句话说,人的思想和意志远超过实证主义的经验世界,所以,经验世界无法满足人心的需求。可见,人的思想和意志告诉人:在实证经验界之外,还有别的非属於物质世界的事物存在。

  以上所举出来的这些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学者和思想家,是在十九世纪天主教遭到哲学和科学的严重挑战後,力图为天主教信仰挽回狂澜所作的努力。他们的作为都从学术文化方面着手,所以一方面必须防止来自天主教保守派人士的偏激看法,另一方面也必须留意无宗教信仰者的攻击。他们的观点并非完美,但是他们的处境也实在不容易。

58.现代主义者的危机

 

  十九世纪末年二十世纪初,天主教内部产生一种所谓的"现代主义"(MODERNISMO)思想和运动。这种思想运动的确实内容是什麽,见仁见智,全看使用"现代主义"这个名词的人心中作何解释和有什麽目的。一般而论,天主教内部的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改革运动,目的在调和教会的信仰教义和现代的思想。这种改革运动使用的主要方法便是对圣经的文字内容进行语文批判分析(l'ANALISI CRETICO-FILOLOGICA DELLA BIBBIA),并用唯心论(IDEALISMO)、非理性主义(IRRAZIONALISMO)、新康德主义(NEOKANTISMO)这些现代哲学思想,以及莫里斯.布隆代尔(MAURICE BLONDEL)所倡导的内在论哲学思考方法来研读神学。

  不过,一位名叫普拉(POULAT)的历史学家用两句话形容现代主义说:所有正面与反面的努力,企图使新近获得的知识与信仰的始终要求彼此协调起来。

  新的知识与旧的信仰竟然需要协调,可见其中必有蹊跷。原来,在现代科学发达後,天主教内便发生对立的两派,保守的一派坚持拒绝采用任何现代科学的立场与主张来表达教会的信仰,而进步派人士则企图使用现代科学知识来为天主教传统的信仰教义服务,在不危害信仰一贯所要求的原则之下,来解释教义。这些进步派的人士便是现代主义者(MODERNISTA)。

  然而,现代主义者的心态并不完全在为教会服务,并不以信仰为他们研究工作的主要中心和目标,他们心中想的是现代科学要迫使教会修改它过去所接受的理念;在他们心中科学占第一位,而基督信仰教义必须适应科学的需要和要求。这些现代主义者认为他们所提出来的看法是教会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唯一机会,教会如果想存在下去,非得从内在根本改变不可。否则,面对科学,天主教的信仰是无法活下去的。这些现代主义者已变成十足的理性主义者。这些理性主义者认为科学至上,他们希望用科学来 解释宗教,来解决宗教问题。然而,事实上并不如他们想像的那样。於是现代主义者便陷入危机。

  其实,真正陷入这种危机的人并不多,主要的多是一些关心理智问题的神父和部分在俗教友。事情之所以有点甚嚣尘上,理由在於主张现代主义的是教会内部的人士,这自然会产生不小震撼。

  话说回来,现代主义的 围并不只限於如何用科学和现代哲学思想来解释和解决教会传统的教义这些企图而已,它也包括一些政治和社会性的活动,比如法国天主教政界人士马克.桑尼耶(MARC SANGHIER,1873-1950)在一八九四年创立的,具有民主意识的社会政治运动组织"西永"(SILLON),以及意大利罗莫洛.穆里(ROMOLO MURI, 1870-1944)神父的醉心於社会政治运动,他甚至不惜与教会当局决裂,投身政治。还有法国的遣使会会士费尔南.波塔尔(FERNAND PORTAL)神父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所推动的基督信徒大公合一运动,希望天主教徒与英国圣公会教徒有朝一日彼此合一的努力,也属於现代主义的一种表现方式。

  不过,现代主义最大的危机仍在於圣经的研究和教义的解释这两方面:
关於圣经的研究,现代主义鼻祖、法国圣经学家阿尔弗雷德.卢瓦西(ALFRED LOISY, 1857-1940)和德国的圣经注解专家们一致采用历史批判的方式在巴黎天主教大学教授圣经课程,并撰写"圣经的训导"(L'EINSEGNEMENT BIBLIQUE)这本书。他也认为旧约圣经的"梅瑟五书"并不出於梅瑟的手笔,而且"创世纪"前十一章并不属於历史类型。因着这种主张,阿尔弗雷德.卢瓦西教授於 一八九叁年被要求放弃他在巴黎天主教大学的教职。

  卢瓦西的教职虽然被迫停止,但是他的思想很快便超越圣经的 围,而进入宗教和当代人的观念的关系领域。他在一九O二年出版了一本名叫"福音和教会"(L' EVANGELIE ET EGLISE)的小书,书中指出:「耶稣的福音所包含的一切都进入了基督信仰的传统中。但是今天基督信仰教义中所蕴含的真正属於福音精神的那一部分,并非历来一成不变的,因为从某种意义来说,一切都改变了。然而,尽管外在的事物不断在改变,那些因基督所赋予的推动力而进行的一切,仍然以基督的精神为本,有同样的理想,同样的希望」。

  卢瓦西这本"福音与教会"的书一时引起很大的喧哗,当时巴黎总主教里夏尔(RICHARD)枢机下令禁止阅读这本书。卢瓦西不甘愿,又写了另一本回辩。

  卢瓦西在他的着作中设法把自己的宗教思想作个初步的综合。与他同时代的一位德国历史学家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 1851-1930)曾把基督信仰缩减为一个天主圣父和普世博爱的宗教而已,对这种见解卢瓦西用他所写的"福音与教会"这本书来回答,他以为「耶稣是来宣讲他的天国的,於是产生了教会」。卢瓦西强调天国本应该立刻实现的,教会便是天国的继承者,可是教会却把天国的内涵改变了,为使天国的实现过程延续很多世纪。卢瓦西因此解释教会的历史演变,以及教会的信理教义是如何地逐渐形成。他相信天主教是由福音和基督而来的,但他的论点使人觉得他把历史中的基督和信仰中的基督分为两件事来谈,也把教会的信理教义的演变当作纯为应付人类知识的要求而发生的。

  阿尔弗雷德.卢瓦西的见解和教会传统的信仰是有一段距离的,他有五本书在一九O叁年十二月被列入禁书。他最後还是接受了教会的立场,只不过表示他的研究工作成果不能因此被完全抹杀。

  以上是现代主义在圣经研究上所遇到的危机,现在我们再来谈一下现代主义在解释教义这方面的危机。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在法国"基督哲学历史"杂志(LES ANNALES DE PHILOSOPHIE  CHRETIENNE)上发表文章的神学家们,对那个时代使用的言语特别关心,因为当时表达思想的用语已经不再是十叁世纪圣多玛斯所使用的言语。当时有一位数学家爱德华.勒鲁瓦(EDOUARD LE ROY)在一九O五年写了一篇"教义是什麽?"(QU' EST CE QU' UN DOGME?)的文章登在这份杂志上,结果引起很大的共鸣。勒鲁瓦说:传统解说教义的方式对习惯於当代科学与哲学思维的人已不再发生作用。因此,必须区分教义表达的方式和时代的实际状况,因为时代的处境先於教义表达的方式而存在,在理智形成教义表达的方式或格式之前,教义早已先行存在,而且已经具有精神道德和实际生活的意义。

  除了法国爱德华.勒鲁瓦这位数学家之外,在英国也有一位着名的现代主义者,名叫乔治.蒂勒尔(GEIRGE TYRREKK, 1861-1909)。他原是加尔文教派信徒,後来改信英国圣公会,一八七九年又归依罗马天主教,并加入耶稣会,晋升了神父。蒂勒尔神父很受青年学生的欢迎,他想效法当时极负盛名的英国纽曼枢机主教,於是努力设法编撰使教会超性的信仰道理与当代哲学思想并行不悖的教义。他相信教会必定要以新的格式来表达教义,因为天主是借着启示使人和他发生一种神秘的接触,但在启示发生之初天主并没有用任何具体的格式把真理通传给人。然而,天主和人的这种接触必须表达出来才行。如何表达呢?就是用当代文化使用的名词来描述这种先知性的对天主的认识。这样的描述必须由神学根据每个时代的文化来加以解释说明。因此,所谓的信理教义乃是宗教经验所创造出来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具有伦理道德价值,对人类的进步有益。神学可以过时,可以是死亡的,但必须从神学中分辨出活的信仰,好使天主教会的信仰继续演进下去。

  乔治.蒂勒尔神父的思想使他在一九O七年被逐出耶稣会,并被停止他的神职。

  以上所谈的现代主义在圣经研究和教义解释这两方面所造成的危机,曾在欧洲神学界和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思想文字论战。有些走现代主义路线的神父、修会会士和教友最後还是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主张,但另有一些坚持自己的看法,於是都主动或被动地脱离神职或修会。

  在这时期,有很多人也出面维护教会的真理,凡是有现代主义嫌疑者,他们都予以揭发,并加以谴责,只不过这些谴责有时候言过其实,不合乎客观公正的原则。

59.教会对现代主义的谴责与修和

 

  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天主教会内部某些高级知识份子倡导现代主义(MODERNISMO),他们当中不乏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这个文化思想运动的主要目的在使圣经和教会的训导与新的科学知识调和,甚至在使教会的信仰随从科学的理论。倡导这个主义的人士以为:教会若想继续生存下去,惟有迁就科学,随从科学一途。

  面对这种主张教会当然有很多话要说,要澄清,要辩护。教会的话和所采取的立场有它的道理,但也有过火的地方。这也难怪,因为那个时代正是教会处境非常艰困的时代,教会为了确保自己的传统信仰,可能无暇让时间来解决一切,於是对那些危及教会古老尊严和生存的主义学说采取了快刀斩乱草的行动。有许多标新立异或思想比较前进的书都被列入禁书之列(INDICE),也有很多杂志被勒令停刊,有些思想可疑的神父也不准再教书。其实这些神父中有很多并不是现代主义者,顶多只能算是前进派人士,例如在一八九O年创立"耶路撒冷圣经学院"的道明会士拉格朗热神父(LAGRANGE),一九O叁年出版"宗教哲学评论"(SAGGI DI FILOSOFIA RELIGIOSA)的吕西安.拉贝托尼埃神父(LUCIEN LABERTHONNIERE, 1860-1932),以及推动天主教徒与圣公会信徒合一的法国遣使会会士费尔南.波塔尔神父(FERNAND PORTAL)等人,他们实际上并不是现代主义者,而是思想新颖,作风前进而已。当然,当教会四面受敌,遇埋伏的危险时候,如果有前进派人士推波助澜,自然被认为不识时务的人。

  面对自由主义的蔓延,罗马教宗庇护十世在一九O七年七月叁日先发布一道名叫"可悲的"谕令(DECRETI LAMENTABILI),其中列出六十五条被谕令谴责的命题思想,这些命题思想有五分之四都是从阿尔弗德.鲁瓦西(ALFRED LIOSY)的着作中发现出来的,不过在谕令中:并没有指名指姓谴责他。教宗在谕令中指明那些言论的错误在於对圣经和信德奥迹的歪曲解释,比方说谕令所举出的第二十条错误认为:天主的启示不是别的,而是人对他与天主的关系的体认;第叁十六条错误说:救主耶稣的复活并不是真正属於历史性事件,而是纯粹属於超性界的事实。这种超性的事实并没有显示出来,也不可能显示出来,而是基督信徒从其他事物中逐渐推论出来的结果;第四十条错误则是以为:圣事的产生来自宗徒和他们的继承人在种种时代环境和事件的启发和推动之下,对基督的思想和意愿所作的解释;谕令第五十二条所列的错误是:基督并没有意思在世界上建立一个长久持续下去的教会团体。相反地,在基督的思想中,天国和世界末日都很快就要来到;第六十五条错误则指出:今天的天主教会无法与真正的科学修和,除非教会变成为一个非教义性质的基督信仰,就像誓反教那样地自由与开放。

  庇护十世教宗发布"可悲的"谕令两个多月後,又在一九O七年九月八日颁布"牧者"(PASENDI)通谕。这道通谕把现代主义者描绘成集众家思想言论和身份於一身的想像中的人物。通谕中有一段这麽说:「现代主义者掺集许多角色人物於一身,诸如哲学家,信徒,神学家,历史学家,评论家,护教学家、改革家等等的。谁若想要深入认识他们的方法体系,知道他们的原则和他们的思想主张的後果,就得分辨这些角色,这是很重要的事。那些对这整个方法体系一见锺情的人,怎能惊讶我们把这样的体系称之为各种异端学说的会合呢?事实上,现代主义者不但破坏天主教,而且就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他们也破坏任何宗教」。

  庇护十世教宗在两个多月之内连续颁布的这两道谴责现代主义的文件,把所有现代主义者塑造成唯一的人物形象,其实那些现代主义者没有一个具有那麽多的身份或角色,而且他们之间也不尽相同,彼此也没有太多的来往关系。这位教宗又指出导致这些"异端学说大会合"的原因是无知,骄傲,现代哲学思想等等。於是,他指示教会应该怎样对付这种多面貌的异端。

  庇护十世教宗邀请修院修生重新研读圣多玛斯的哲学;每个教区都必须设立监督委员会,审察出版物的内容和神父们讲道教书的思想倾向,并且要经常向罗马写报告。那些被视为有问题的神父,只能担任一些微不足道的职务。修生修士们除非获得准许,不可以到国立大学就读,因为这些公立大学所教授的哲学和历史都充满危险性。一九O九年,终於在罗马创立了圣经学院,为传授合乎天主教立场的圣经知识。次年又规定:凡是领受神品圣事中的大品,也就是过去所说的五品、六品乃至七品晋升神父的人,以及接受学位和担任某些职务的人,都必须宣誓反对现代主义。

  当时拒绝宣誓的神职人员并不多,约有四十人左右,另有一些人只是为了不招惹麻烦,而不再大鸣大放。现代主义创始人阿尔弗雷德.卢瓦西没有接受教宗的谴责,於一九O八年被开除教籍後,继续在法兰西学院教授历史和圣经注解的课程。

  庇护十世教宗颁布那两道谴责现代主义的文件後,有关神学方面的争端表面上似乎平静下来了。事实上,卷入争端的只有一些神职人员而已,一般教友对那些问题并没有特别的兴趣。虽然如此,教会信仰和现代化之间的纠葛问题仍然存在,即使在今天那些问题还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教宗颁布谴责令那一阵子,教会整个气氛很沉重,不少思想开放而且忠於教会的人士噤若寒蝉,不敢也不能再发表意见。就因为这样,那些强硬派人士的立场逐渐巩固起来,慢慢形成所谓的"整体主义"势力(INTEGRISMO),其中不乏在世界各地追踪现代主义者的言行,并向罗马告密的人。当时罗马一位名叫贝尼尼(BENIGNI)的蒙席就组织了一个国际性的告密组织(SODALITIUM PIANUM),但是本笃十五世教宗对这种行径也不欣赏。

  随着时日的转移,现代主义的潮流也渐渐缓和下来;当初,由於科学进步受到过分的信赖,所以现代主义者也不可一世。到了二十世纪初年,尤其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学万能的口号已不再叫得那麽响亮,因为人们发现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的所有问题,也不能用科学来建立伦理道德观。

  物极必反,水流到尽头总要折回,於是开始有回复唯精神是从(SPIRITUARISMO)的趋势。当时有许多作家,如法国的海斯曼斯(JORIS-KARLHUYSMANS, 1848-1907),他归依天主教後,成了神秘主义者;还有佩吉(CHARLES PEGUY, 1873-1914),是个诗人,在天主教传统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莱昂.布鲁瓦(LEON BLOY, 1846-1917),也是天主教的一位神秘小说家。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天主教作家们更独领风骚,克洛岱尔(PAUL CLAUDEL, 1868-1955),莫里亚克(FRANCQIS MAURIAC, 1885-1970),贝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 1888-1948),马赛尔(GABRIEL-HONORE MARCEL, 1889-1973)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至於科学家如法国巴黎天主教大学物理学家爱德华.布朗利(EDOUARD BRANLY, 1844-1940),和法国地质矿物学家皮埃尔.泰尔米耶(PIERRE TERMIER, 1859-1930),他们都证明科学与信仰没有冲突。

  虽然现代主义在喧哗一时後渐渐平静下来,文学和科学界也重新为信仰与现代科学定了位,但是庇护十世教宗所颁布的谴责现代主义的两道文件却使教会在圣经注解研究方面几乎留下了空白,许多饱学之士为了谨慎,转而闭门潜心作学问和研究考古学。这个现象直到一九四叁年庇护十二世教宗颁布"天主的感召"(DIVINO AFFLANTE SPIRITU)通谕後,才得以纾解,而圣经学家们也重新获得教会最高当局的鼓励,用最新的方法研究圣经的注释。

  至於历史学和教义神学方面的研究气氛也缓和了下来,学者专家们再也没有义务肯定教会当信的道理与历史没关系。神学家如道明会士舍尼(MARIE-DOMINIQUE CHENU, 1895-1990),里昂神学教授亨利.德吕巴克(HENRI DE LUBAC, 1896-1991),神学家伊夫.孔加尔(YVES CONGAR, 1904-1995)等人都提出一种以教父和教会历史为根基的神学。关於教会学,过去都是从法律的角度或是从教会与世俗社会的争端冲突事件中去研究的,如今则侧重在教会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关系上。在这件事上,比利时神学家耶稣会士埃米尔.默施(EMILE MERSCH, 1890-1940)所着的"奥体的神学"(THEOLOGIE DU CORPS MYSTIQUE),以及亨利.德吕巴克神父所着的"天主教"(CATHOLICISME)这两部作品便是有力的证明。法国天主教当代哲学家雅克.马里坦(JACAUES MARITAIN, 1882-1973)在他所写的"完整的人文主义"(UMANESIMO INTEGRALE)这本书中肯定现世的事物和精神的事物是有区别的。

  从上面所提出来的神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以及科学家的思想见解,我们看到教会和知识文化界在现代主义缓和下来之後,彼此又慢慢地走向修和。教友们再没有必要放弃建设一个以福音价值为理想的世界,但教会也没有必须作现世事物的监护人。

 

60.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东正教与誓反教

 

  十九世纪欧洲各国纷纷向外移民,同是信仰基督的不同教派的信徒到了新地方以後,往往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他们为了奉行自己的信仰,甚至为了传播福音,彼此产生竞争,乃至磨擦。这种现象一方面使当地居民感到困惑,他们深深惊讶同是信仰基督,并宣讲基督的人,为什麽互相竞争、排斥和中伤?另一方面,这些不同教派的基督信徒到了新地方以後,本已成了少数族群,再加以互不和睦,更形孤立,实在难以向不认识基督的人宣讲爱的福音,使他们相信基督是人类的救主。

  欧洲东部和巴尔干半岛地区自十一世纪中叶以後,几乎全都成了与罗马天主教分裂的东正教的世界。十四世纪下半叶,土耳其奥托曼帝国从小亚细亚的安那托列亚半岛越海,侵入巴尔干半岛,伊斯兰教随之进入东南欧东正教的世界。从此,奥托曼帝国统治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在它治下的东正教不但谈不上发展而且仅能苟且残存而已。公元一五二九年土耳其人围困维也纳城失败,北上的企图受挫。公元一五七一年,奥托曼土耳其海军在地中海东部勒班陀(LEPANTO)附近与西班牙、威尼斯、教宗国和意大利各城邦的联军决战失利,从此,土耳其人西进的野心也幻灭。

  虽然如此,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托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仍然非常稳固。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这个帝国才急速走下坡。二十世纪初年,继意大利之後,巴尔干半岛上的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纷纷战胜土耳其人而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托曼帝国与奥匈帝国结盟,大战失败,帝国从此瓦解。

  巴尔干半岛各地脱离土耳其人的统治之後,本地东正教徒纷纷建立了自己独立的东正教团体,各拥有自己的宗主教担任宗教最高领袖。一时,在东南欧地区竟产生十五个各自独立自主的,几乎以国家为单位的东正教会。这种以国家为单位的教会并非没有它的缺点和问题,因为它和本国政府不能不产生许多关连,也因此,教会和信徒的自由多多少少都受到牵制。

  除了这十五个自治的东正教团体外,当时在东欧广大地区还有其他既不属於西方天主教,也不属於东正教的基督信仰教会团体,例如亚美尼亚教会,伊拉克"加尔迪亚"(CALDEI) 教会,以及在第五世纪被厄弗所大公会议宣判为异端的"聂斯托里"教(NESTORIANESIMO),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景教"。

  在信仰基督的东方世界中,信友最多,辖区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教会团体莫非是俄罗斯东正教。这个教会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年渡过它最後残存的时期。在最後几位沙皇中,俄罗斯东正教受到政权很大的限制,在体制上几乎无法有所发展和改进。但是政治压力无法控制人的内心;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神哲学家弗拉迪米尔.索洛维约夫(WLADIMIR SOLOVIEV, 1853-1900)就曾努力设法使俄国东正教与罗马天主教来往接近。撰写"战争与和平"等重要不朽的杰出作家托尔斯泰(LEV NIKOLAEVI? TOLSTOJ, 1828-1910)也提倡非暴力的以福音为中心的基督信仰。他这种思想使他被俄国东正教当局开除教籍。

  沙皇统治下的东正教一般都必须以皇帝马首是瞻,不能任意有所作为。直到一九一七年俄罗斯东正教才得以选出吉洪(TIKHON)担任新的宗主教,恢复中断多时的东正教体制。岂知吉洪宗主教所领导的俄罗斯东正教还没来得及重整,便又进入另一个由"布尔什维克"政权发动的长期迫害阶段。一九一五年土耳其大举屠杀亚美尼亚人,使亚美尼亚人避难到海外各地。

  总之,十九、二十世纪东欧世界的基督信徒因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大量移民到西欧各国,甚至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等地。他们虽然都是基督信徒,却有自己的传统的礼节和归属,所以大家都成了少数族群,生活相当孤立。

  信仰基督的教会中,除了东方的教会团体外,还有相当的一部分是誓反教团体。誓反教的特点是它有许多不同名称的宗派,而且间断性地发生醒悟振兴的现象。一八六五年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威廉.布思(WILLIAM BOOTH, 1829-1912)在伦敦创立"救世军"(L'ESERCITO DELLA SALVEZZA),希望重整卫理公会创始人韦斯利(J. WESLEY)创立教派的原始精神。救世军的成员很同情劳动人士的生活状况,因此,都以最简便、最普通、最经济的方式传播福音。他们在马路街头、在广场,或搭帐蓬,或在戏院等公开场所宣讲福音,分发生活用品,劝人弃恶行善,戒绝不良嗜好。

  一八七六年美国卫理公会内部又发生另一个醒悟振兴的运动;参加运动的人都渴望获得圣神的降福,以便在种族歧视蔓延的世代中为基督作证。这个运动於公元一九O一年在美国坎萨斯州以"五旬节教会"(PENTECOSTISMO)的姿态出现,而且很快便传到世界各地。

  "五旬节教会"的特徵是信徒所领受的圣神的洗礼,能在信徒的团体聚会中重新产生昔日五旬节圣神降临时所发生的奇迹,例如说预言,治病,说不同的语言,或者神魂超拔等等奇特的现象。这个五旬节教会可以说是贫穷人士的教会,任何人都受欢迎,并能在里面表达自己内心所感受的一切。

  十九世纪下半叶二十世纪初年,欧洲誓反教的神学似乎被溶解在现代哲学思潮和科学理论中。不少有识之士便从事深入更新誓反教神学思想的工作。瑞士神学家卡尔.巴尔特(KARL BARTH, 1886-1968)与誓反教自由派的神学思潮决裂,重新发现并肯定天主的超越性,他强调天主在生活的圣言,即耶稣基督身上,把自己启示给人类。他认为神学是对天主圣言的信仰保障。卡尔.巴尔特在他的重要着作"致罗马人书释义"(COMMENTARIO ALLA LETTERA AI ROMANI, 1919)中,一方面表现出他重新找到人类为中心的错误;他强调:必须聆听和顺从天主。二十世纪叁十年代,卡尔.巴尔特从事反对德国纳粹主义的活动,同时开始撰写他那部二十册的信理神学大作,费时叁十七年,在去世前完成。在这部着作中,他重新评估了天主圣言和信理的绝对价值,并再度恢复誓反教的严肃性。他的成就令天主教徒刮目。

  本世纪中叶,德国誓反教神学家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AMANN, 1884-1976)提倡用历史形式的方法来研究新约福音的形成。换句话说,他尽量排除福音记载中属於被认为是稀奇古怪的神话成份,只保留有稽可考及合乎人性常理的部分,然後以历史方法来研读和注解圣经。

  与鲁道夫.布尔特曼同一时期的,还有一位着名的誓反教神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 1886-1965),他因为反抗纳粹主义而被迫流亡美国。他研究神学的方式途径是从当代人的生活处境与问题为出发点,以便达到天主那里。他设法在神学与文化之间建立关系,他以为每种文化的本质就是宗教,而文化是宗教的必然表现。

  以上所谈的,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天主教以外信仰基督的各教会团体在世界主要地区的简要概况。

61.非天主教基督信徒大公合一运动的诞生

 

  十九世纪末,欧洲居民大量向外移,他们都是信仰基督,但属於不同教派团体的信徒,其中大致分为誓反教徒,东正教徒,以及天主教徒。誓反教徒里面分的宗派更是不胜枚举。他们一到世界各地之後,顿成了少数族群,而且各教派宗派又积极展开传教工作,为自己的信仰团体争取更多的信众。无形中,这些同是信仰基督的人竟在异地非基督信徒面前竞争起来,令人觉得惊讶,给人立下坏榜样,叫向往基督福音的人无所是从。不少有心的基督信徒看到这种状况,内心非常痛苦,渴望同是信奉耶稣基督的人彻底反省,彼此修和,真正归依基督,大家同属一牧一栈。於是,一股推动和促进基督信徒合一的力量便逐渐形成。

  十九世纪中叶,一些属於同一个教派的誓反教徒曾经努力,设法维持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教内弟兄姐妹的合一,於是,在一八四六年成立了"全球福音联盟"
(ALLEANZA EVANGELICA UNIVERSALE),这个联盟把誓反教各宗派都联合起来,不分彼此。一八六七年全球圣公会在英国兰贝斯(LAMBETH)召开代表大会,同时决定每十年举行一次类似的会议。此後不久,誓反教改革教派也成立"改革教派全球联盟" (ALLEANZA MONIALE DELLE CHIESE RIFORMATE);浸信会也成立"全球浸信会联盟"(ALLEANZA BATTISTA MONDIALE);路德派的也组成"世界路德派联合会"(FEDERAZIONE LUTERANA MONDIALE);全球誓反教男女青年也各组成"基督教男青年会"(Y.M.C.A.)和"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

  以上这些誓反教各派别单独和与别的教派组成的世界性组织,多少都反映出信徒合为一体的渴望和需要。

  一九一O年全世界誓反教各传教社团组织的代表在英国爱丁堡集会,一千两百位与会代表中,有一些来自亚洲和非洲。这些来自亚洲和非洲的代表在会中沉痛地指出:他们看到基督徒传教士彼此分裂,各为自己所属的教派或社团工作,这令他们不齿。一位来自远东地区的代表向大会说:「你们派遣传教士到我们这里来,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对这点我们深深感谢你们。可是你们也给我们带来了你们的区分:某些人向我们宣讲卫理公会,某些人则宣讲路德派,另有些人又宣讲公理会或圣公会。然而我们只要求你们宣讲福音,并让基督自己在我们的同胞中,借着圣神的行动,激发出合乎他的要求,也合乎我们的民族特性的教会,那将是基督在中国,在印度的教会,这个教会已经摆脱你们向我们宣讲福音时,所乐意套上的种种教派思想特性。」

  这位来自远东地区的誓反教代表的这席话,无疑地很感人。於是,爱丁堡会议在闭幕报告中强调:「在任何非基督信仰的国家,都必须设法建立一个不分裂的教会……将来会有机会让本地教会自己、在不受到西方传教士的看法和意愿的影响之下,解决合一的问题。」

  在这次爱丁堡会议中,与会的各教派代表虽然还不能一起举行共融的礼仪,必竟一种大公合一性质的运动已经诞生了。与会代表们更决定定期召开会议,而且这次会议的小组委员会也成了日後的"传教国际委员会"(CONSIGLIO INTERNAZIONALE DELLE MISSIONI)。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典乌普萨拉路德派教会的总主教纳坦.瑟德布卢姆(NATHAN S?DERBLOM, 1866-1931)曾为世界和平向基督信徒发出呼吁。他在战争结束後倡立了一个名叫"生活与行动"(LIFE AND WORK)的运动组织,鼓励人度实际的基督信仰生活。

  一九二五年来自二十七个国家的六百位这个运动的代表们聚集在斯德哥尔摩,其中有德国人,也有他们在战争中的敌人,有誓反教各派的代表,也有东正教人士,他们一同研讨教会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正义的问题。

  十二年後,一九叁七年,"生活与行动"组织又在英国牛津召开第二次会议,属於四十四个国家的一百二十四个教会都派代表出席。这次牛津会议肯定在极权统治时代中仍应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

  方才我们提到一九一O年全球誓反教的传教社团组织曾在爱丁堡举行过一次会议,而且获得令人意想不到的结论。那次会议之後产生了一个名叫"信仰与秩序"(FAITH AND ORDER)的运动,其中以圣公会人士为主导。这个运动於一九二七年在瑞士洛桑(LOSANNA)举行了第一次重要的聚会,有来自一百零八个国家的四百位代表参加,东正教代表团的阵容也相当重要。聚会中代表们谈了许多有关教义的问题。虽然与会代表中有一些人迫不及待,希望基督信徒尽早合一。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应该留下充分的时间来寻找真理,不要只为了追求合一而不顾一切。

  瑞士洛桑聚会十年後,一九叁七年又召开了第二次爱丁堡会议,距第一次有二十七年之久,与会的各教派代表比过去的还多。这次会议要求各教派的信徒努力彼此谅解,而且会议本身也承认上主已经把合一赐给整个教会了。当时英国圣公会约克城的总主教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 1881-1944)讲了一段很有先知性的话说:「要是我们之间未曾拥有合一的话,我们就无法寻求合一。那些在他们之间没有共同之处的人,不会感受到分离的痛苦。」

  威廉.坦普尔这位约克城的总主教後来升任为英国坎特布里城(CANTERBURY)的总主教,成为全球圣公会的领袖。

  方才我们提到的两个运动组织,即"生活与行动"和"信仰与秩序",有很多誓反教徒加入。慢慢地,在他们之间便产生了组成一个共同的组织的心愿。一九叁八年誓反教代表们在荷兰乌特勒支(UTRECHT)开会,决定合并"生活与行动"和"信仰与秩序"这两大运动组织。不幸,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便爆发,这个理想也只能等到一九四八年才实现,"基督教会大公委员会"(CONSIGLIO ECUMENICO DELLE CHIESE)从此诞生。

62.天主教内部大公合一运动的困难

 

  十九世纪中叶以後,誓反教各派别,特别是圣公会和路德派,对推动基督信徒的合一格外热忱和努力。相对地,天主教在这方面显得比较保守、谨慎,罗马教宗甚至对誓反教这些合一运动没有好感,并禁止天主教徒参加那些活动。其中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天主教认为自己是耶稣所创立的,并由宗徒直接一代一代传下来,从未间断过的正统教会。至於誓反教各宗派,乃至东正教,都是在教会两千年历史中,因着种种人为的因素而从基督所创立的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中脱轨而出的。若是要谈合一,该当是脱轨的人回归原根,而不是要求骨干根源去和断枝落叶谈归根的条件。再说,罗马天主教一直确信自己握有基督所传授的完整真理,这个真理使它屹立不摇,而且不必迁就任何旁门左道。

  天主教所持的这个理由浅近易懂,无可指摘;荡子回头当然容易,但要叫忠诚孝顺的长子和荡子平起平坐,甚至迁就荡子的需求,这个如意算盘打起来恐怕不那麽容易。事实上,这段历史的演变过程就是这样。也因此,天主教以外信仰基督的各宗派团体之间谈大公合一的问题,没有什麽基本上属於神学教义方面的阻碍,他们随时愿意聚集在一起谈,就谈。但是要和天主教谈彼此合一的问题,就必须先克服许多基本上非常棘手的障碍。这便是天主教在推动基督信徒大公合一运动上所遇到的困难。

  公元一八九O年,法国天主教遣使会会士费尔南.波塔尔(FERNAND PORTAL)在大西洋葡萄牙属地马德拉(MADERA)岛巧遇英国望族哈利法克斯爵士(LORD HALIFAX)。这位爵士是圣公会教徒,但很关心圣公会与天主教合一的问题。波塔尔神父与哈利法克斯爵士相遇後,有相识恨晚之慨,彼此谈得很投机。

  当时,对英国圣公会没有足够认识的波塔尔神父以为:「既然这位圣公会教徒自己找上门,来和我谈论宗教的事,我身为神父自然希望他归依天主教」。他们两人开始成为挚友,共同研究使两个教会修和的各种问题。波塔尔神父起初把事情看得很单纯,他以为两个教会的合一只要双方教会当局取得协议,互相了解,让圣公会信徒个别归依天主教,事就成了。他更认为圣公会最保存天主教的传统,尤其是借着主教的职务延续了宗徒的传承。不料,一八九六年良十叁世教宗经过多方研究之後,宣布圣公会的圣秩无效。教宗这一宣布,使得波塔尔神父与哈利法克斯爵士多年努力的理想终告幻灭。

  然而,波塔尔神父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他对基督信徒的合一倒是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他发现合一的工作需要从基层作起,需要从基督信徒的内心改革下手,慢慢地使他们都有一致的认识和看法。为达到这个目的,波塔尔神父创办了"各教会的天主教杂志"(REVUE CATHOLOIQUE DES EGLISES),同时把自己的视野从圣公会扩展到东正教和整个誓反教。

  一九O八年,波塔尔的努力受到冷落,可是他还是默默地继续工作。一九二一年,在比利时马林(MALINES)总主教区梅西耶(MERCIER)枢机主教的主持下,天主教和圣公会重新展开非官式的交谈,波塔尔神父与哈利法克斯爵士都是这些交谈中的主要人士。交谈持续了四年,终因为梅西耶枢机主教和波塔尔神父在一九二六年的相继去世而不了了之。虽然如此,天主教与圣公会已经比较接近了。

  就如方才提到的,罗马天主教会始终认为它是唯一储存真理的所在,所以过去的教宗们从来没有考虑到和其他教派的人士平起平坐地对话,讨论基督信徒合一的问题。一九一四年当选为教宗的本笃十五世曾经婉拒参与由誓反教发起的合一运动组织,并邀请非天主教徒的基督信徒归依真正的教会"天主教"。到了一九二八年,当时教宗庇护十一世的态度更强硬,他发表"现世可死亡的心灵"(MORTALIUM ANIMOS)通谕,严禁天主教徒参加各种大公合一的运动。对这位教宗来说,信德比爱德更重要,而事实上,本世纪初天主教徒心目中的誓反教徒是比较自由随便的,他们缺乏严谨的教义素养。

  天主教在二十世纪初期对誓反教积极倡导的大公合一运动固然不热衷,不愿意卷入,可是它也从另一方面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那就是祈祷。一九二五年一位名叫朗贝尔.博杜安(LAMBERT BEAUDUIN)的神父在比利时默兹河畔的阿迈(AMAY-SUR-MEUSE)创立了一所隐修院,专心致力为天主教与东方各信仰基督的教会团体之间的接近祈祷。院内的祈祷礼仪,拉丁礼节和拜占庭礼节同时举行。院内的隐修士也发行一份推动东西方教会互相了解,以促进合一的杂志(IRENIKON)。

  一九O八年有两位圣公会的神职人员,一位是美国纽约的瓦特生(WATTSON)牧师,另一位是他在伦敦的朋友斯潘塞.琼斯(SPENCER JONES)牧师,他们倡导每年一月十八日到二十五日之间举行八日祈祷,为使基督信徒都归依在天主教名下。这种八日祈祷在倡导一年後竟获得当时教宗庇护十世的支持,并嘱咐在天主教内部推行。这两位圣公会牧师所倡导的,在天主教内部获得的反应比在誓反教内部更热烈,这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然而,基督信徒的真正合一如果不是信仰基督的每个教会团体真心诚意,毫无自私,异口同声地祈祷和追寻,是很难达成的。

  有 於此,一九叁五年法国里昂一位名叫保罗.库蒂里耶(PAUL COUTURIER, 1881-1953)的神父写了一篇文章说:基督信徒的合一并不是劝导别的教会来归依自己的教会的成果。他又说:基督信徒的合一只能来自天主,而且必须是全体基督信徒共同祈祷的目标;他们必须祈求基督所愿意的那种合一,而且要用基督所要的方式。保罗.库蒂里耶神父强调:各不同教会团体的每一位信徒都应该承认自己的教会团体在历史上所铸下的,违反教会合一的错误;要是每个教会团体都忠於自己的传统,都真心祈祷,天主必不会拒绝基督所祈求的,而且基督本身也为他们而祈求的合一。

  保罗.库蒂里耶神父的主张和见解获得东正教、誓反教圣公会,以及天主教本身的接受。他在一九叁六年又写说:「大家都应该清楚知道,从一月十八日到二十五日的八日祈祷乃是天主圣神的作为,每个人都应该心平气和地从事这项祈祷,东正教徒还是东正教徒,圣公会信徒仍是圣公会信徒,天主教徒依旧是天主教徒。」

  库蒂里耶神父继续写道:「问题的根源在於能够在所有的基督教会团体中推动一种大公性的合一祈祷,一种反映出内心深处为了违反合一的可恨罪过而感到痛苦的祈祷。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谦下为怀,不断地祈祷,努力不懈地祈求完全合一的奇迹。当然,我们看不到这件事,但我们应该为它铺路,不论它是如何地遥远。基督是属於众人的,他等待所有的基督信徒的团体同心合意地祈祷,以便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在适当的时候,把他们合一起来。单是天主教的祈祷,或东正教、圣公会、誓反教等教会团体的个别祈祷并不够,需要大家,而且是大家一齐祈祷。」

  保罗.库蒂里耶神父在呼吁全体基督信徒同心一齐为合一而祈祷後,更於一九叁七年在法国栋布(DOMBES)这个地方成立一个小组,每年让誓反教牧师和天主教神父在当地一座熙笃隐修院内相聚,作一种类似大公合一性质的退省,彼此认识,交换意见,增进了解。不久之後,设在栋布的这个小组开始一种"比较神学"的研究,探索各教派之间的神学的异同。

  总之,在保罗.库蒂里耶神父卓越见识的努力和推动之下,每年一月下旬的八日合一祈祷终於成为大公性的合一祈祷,同是信仰基督的人终於在那几天同心合意,怀着忏悔的心,为共同的合一目标,谦逊地祈求天主的垂允。

 
栏目导航 NAVIGATION
天主教会 更多>>   
圣保禄宗徒的生平
有关保禄最早的信息,见于宗徒大事录上,当圣斯德望致命时,行刑的人… 2017-12-11
天主十诫详解
我是上主你的天主,是我领你出了埃及地、奴隶之所。除我之外,你不… 2017-12-11
当代天主教神学
当代天主教的思想必须从第二次梵谛冈会议的立场去评价;这会议在1… 2017-12-11
教会精彩活动 更多>>   
中国天主教  |  天主教在线  |  天主教耶稣爱网  |  河南天主教  |  重庆天主教  |  陕西天主教  |  江苏天主教  |  四川天主教  |  福音云南网  |  上海天主教  |  北京天主教  |  宁夏天主教  |  贵州天主教  |  天主教广州教区  |  天主教辽宁教区  |  天主教太原教区  |  天主教西安教区  |  漳州后坂天主教
 

网站首页  |  天主教会  |  用户留言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20  www.fjtzj.com  漳州后坂天主教
地址: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后坂天主堂    电话:0596-2112680      E-mail:joseph_liu360@163.com   ICP备案编号:闽ICP备11000519号
本站无商业目的,旨在向人传福音,我们的资料均搜集自网上,若侵犯了您的利益,请联系我们,我们会在24小时内撤下。   设计制作:曙光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