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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普世性的基督信仰(1800年至1940年)
发布时间:2017.12.11    新闻来源:   浏览次数:

47.十九世纪传教复兴的背景

  十九世纪初年,法国拿破仑的威望如日中天,一八O四年他自立为法兰西帝国皇帝,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和西班牙深深感到面临拿破仑的威胁。西班牙无奈,只好与法国结盟,英国则开始积极备战。次年,一八O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英国海军舰队在纳尔逊司令指挥下,与法西联军在西班牙南部特拉法尔加(TRAFALGAR)地角海面决战,英军大败法国与西班牙联军,从此取代西班牙无敌舰队,称霸海上。

  十五世纪末年西班牙王室在义大利人哥伦布开导下发现美洲新大陆後,奉天主教的西班牙成了海上霸主,因此天主教传教士得以前往欧洲以外的地区,特别是美洲传教。叁百年後,西班牙海上霸权经特拉法尔加一战,转手给了英国。英国是誓反教国家,它掌握了海洋大权之後,天主教传教士无法再出洋传播福音,倒是誓反教的传教士开始向海外拓展教务。

  一八一四年,欧洲联军击败拿破仑,次年,联军各国在维也纳举行和会,重订欧洲各国疆界与势力 围。於是海上航行自由再度确立。虽然如此,法国南边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开始势微,东山不再。这两个殖民大国日薄西山之後,它们在美洲的殖民地便先後纷纷独立。至於拿破仑,他虽然战败,必竟欧洲各战胜国对法国并没有过於苛刻,在重画疆界之後,法国仍然保持相当完整的领土,国家的生机依然存在,它在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海岸线并没有遭到封锁,因此,在欧洲国家中它还是唯一可以和英国在海洋上争夺控制权的大国。在当时,控制海洋航线就是操纵国际贸易,扩展殖民事业,所以影响传教工作既深且大。从某种观点来说,英国是以誓反教的保护国自居,法国则认为是天主教的保护者。於是在对海外传播福音这项使命上,英法两国常常站在角逐的立场。

  十九世纪的海上交通,蒸汽船已经逐渐取代帆船,航速快多了。於八六九年苏伊士运河又开通了,欧亚之间的航程缩短了一半,对欧洲来说,远东变得更近了。在此之前,欧洲的航海探险家只认识非洲和亚洲的海岸地区,从现在起,他们开始进入内陆。这些航海探险家之中有科学家,有投机者,有冒险者,也有移民垦荒者,更有传教士。天主教遣使会两位会士于克(HUC)和加贝(GABET)神父在一八四叁年到一八四六年写成的"西藏之旅"(VOYAGE AU TIBET)曾轰动一时,而身为医生和牧师的英国探险家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则从非洲南部的赞比西河(ZAMBESI)溯河而上,发现许多地理新知识,也发现东非几个大湖和瀑布。这位举世闻名的英国探险家的探险游历记载激起了西方世界对非洲内陆神秘的憧憬。

  由於蒸汽船取代了帆船,加快了航速,由於苏伊士运河通航,使欧洲与东非和亚洲的航程缩短了一半,更由於探险游历家和传教士对自己亲身经历的新民族、新文化、新风俗习惯奇异描写,吸引了旧大陆人士对海外的向往。

  其实,早在一八O二年,法国着名作家和政界要人夏多布里昂(FRANCOIS-RENE CHATEAUBRIAND,1768-1848)就已经写了一本名叫"基督信仰的才情"(LEGENIE DU CHRISTIANISME)的书。他在书中极力推崇传教士和传教工作的美妙与伟大。这本书充满罗曼蒂克的气氛,它不仅影响时代人士对海外传教生涯的羡慕,也开创了传教文学的先河。在夏多布里昂笔下,传教士个个成了传奇人物,传教工作也成了充满刺激和冒险的事业。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甚至被很多人视为拓展国家威望的要素。正因为这本书一出,洛阳纸贵,於是耶稣会士在十八世纪出版的"有益与稀奇的文学"(LE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便又重新问世,多次增版,畅销整个十九世纪,传教文学一时蔚为风气。

  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之间,欧洲天主教徒,尤其是法国教友原来已经非常怀旧,他们极度渴望重建教会昔日的尊严和旧传统的声望。如今,交通问题已经取得重大的进步和改善,在万事齐全之下,又经传教文学东风一吹,一股前往"化外之地拯救生活在黑暗与死亡中的人灵"的心火遂蔓延起来。誓反教徒在大英帝国强大海洋舰队的保护之下,早已纷纷远渡重洋,到美洲新大陆和非洲及亚洲各地拓展教务,天主教徒不甘示弱,急起直追,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也从法国各港口起锚,前往遥远的地方实现他们在本国内无法实现的理想。这些传教士在海外所遇到的情景,跟昔日宗徒们建立初期教会时所遇到的一样,他们在陌生地方所碰到的人、地、事、物都对基督的福音毫无所知。除了传教士之外,某些对社会主义怀着乌托邦理想的人也到海外寻找处女之地,以便建立他们的理想社会。

  欧洲传教士抵达海外遥远的陌生之地後,往往也发现当地居民的生活处境仍然非常原始与落後、疾病、贫穷和无知使他们无法享受文明的生活,人的生命没有尊严,毫无价值,弱者为强者所吞噬,一辈子作奴隶,任由富豪强者驱使贩卖。例如在非洲,无数的黑人还任由阿拉伯商人当作奴隶来交易。於是恻隐之心动了传教士,他们在传扬福音的同时,也从事教育、医疗和文化交流的工作。

  总之,十九世纪的世界仍然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欧洲人以基督福音为信仰,为文化根源,他们的文明是基督信仰的文明。当欧洲传教士到海外某些国家後,发现那里的居民实在很落後,与基督教义所宣讲的社会人生道理相距很远,几乎是缺乏文明的民族。於是传教士们都相信:世界该当走向文明,这个文明当然是欧洲的文明,是基督信仰的文明。因此,基督宗教才算是文明的宗教,也是向往文明的民族的宗教。

 

48.十九世纪传教工作的筹划

 

  十九世纪蒸汽机动力使用到海洋航运上,加快了航速。苏伊士运河的开航使地中海与印度洋连成一气,前往东非和亚洲的船只不必再西绕非洲好望角,缩短了一半航程。再加上探险游历家和传教士对异国风情的描写,於是欧洲信仰基督的人士,尤其是英国的誓反教徒和法国的天主教徒,都跃跃欲试,希望前往欧洲以外的地区,特别是非洲与亚洲,向他们以为落後和没有开化的民族传播基督的福音。法国是天主教国家,在海上霸权上不愿意让英国垄断,以免在经济利益得失之外,又在传教事业上让誓反教的英国独领风骚。

  从教会传教史上来看,英法两国在海外的竞争就表现在如何筹划海外的传教工作上:传教资金来源,传教士供应,硬体设备,以及编着教义等等,这都是两国教会殚精竭虑,全力以赴的工作。对当时的基督信徒,不论是誓反教徒或天主教徒来说,海外传教工作的顺逆非常令他们挂怀。而教会本身也知道重视和重用信友们的传教热忱。

  一七九二年英国誓反教鞋匠威廉.凯里(WILLIAM CAREY)在诺丁汉(NOTTINGHAM)为海外传教大声疾呼,并创立"浸信传教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叁年後,一七九五年,"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在这个时期,誓反教许多圣经学会如雨後春笋般地诞生,这些学会用种种语言翻译并印刷圣经,作为传教的基本工具,但也向信徒,不论贫富,要求每周固定的捐献,作为传教的经费,在街头巷尾和公共场所也可以见到奉献箱,任人随意捐赠。誓反教的这种作法被海外一些法国天主教神父学到了,他们回国後也模仿着作。

  誓反教在海外传教事业上所展开的竞争固然对天主教产生刺激作用,却也常常因此而伤爱德,因为每个教派和天主教彼此控诉对方为了促使教外人士归依自己的教会团体,竟不择手段。这样的纷争越来越多。

  一八一五年法国拿破仑失败後,巴黎天主教外方传教会在经济状况极度艰钜中恢复了传教工作,他们一方面寻找经费,一方面在一八一七年成立一个为宣扬信仰的组织。一八二二年,法国里昂一位二十叁岁的年青女子保利娜.雅里各(PAULINE JARICOT),经她的神父哥哥的介绍,认识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会士,而知道了那个组织的宗旨。她对这个宗旨很热心,也将组织的工作视为己任,於是把誓反教每周捐献的方式加以改良,使之更有制度,更有系统。她把捐款的人分成十人一小组,百人一中组,千人一大组,由热心传教的人士分层负责收集捐款。

  当时,里昂还有一个由士绅组成的团体(CONGREGATION DES MESSIEURS),以为为个案的需要捐款并不是理想的办法,所以建议设立一个唯一的善会机构,统筹天主教各种传教需要。就这样,一个为传扬信仰的社团便诞生了,它名叫"传信善会"(SOCIETE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这个善会承担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募捐工作,而且沿用保利娜.雅里各小姐所采用的募款方式。这个在一八二二年诞生的"传教善会"有群众基础,所以发展得很快。在成立的那一年募得的款项为两万两千九百一十五法郎,二十四年後,一八四六年,在四百七十五个教区中募得了叁百五十七万五千七百七十五法郎。在这个时期,许许多多的善会又相继成立。一八四叁年法国的福尔班.扬松(DE FORBIN JANSON)主教创立了圣婴会(OPERA DELLA SANTA INFANZIA),为帮助传教区儿童的需要。

  在十九世纪中,共有两百七十个支持海外传教工作的教友社团诞生,其中有两百二十八个到了二十世纪叁十年代仍然存在。这些社会善会也发行杂志,介绍传教区的状况,也鼓励教友以人力和物力来支持传教事业,其中以一八二叁年发行的"传信会年 "(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历史最久。这份出版物刊登"两个世界的主教与传教士的书信",被视为十八世纪耶稣会出版的"有益的文学"的延续。在创刊七十年後,"传信年 "月刊发行量达一万五千份;二十叁年後达十七万八千份;而且用多种语言发行。一八六八年传信善会又出版"天主教传教区"周刊(LES MISSIONS CATHOLIQUES),用九种语言发行。总之,从一八二叁年到一九一九年之间,共发行了叁百八十种传教杂志,其中七十九种是法文的。

  上面所说的都是传教事业的後勤支援单位与力量。至於打前锋的传教士又如何呢?十九世纪初年,美洲、非洲和亚洲传教区极需要传教士,所以那里的主教们都要求欧洲派遣传教士前往协助开教。这个时期有不少神父们都以个人身份应召,前往海外传教区服务。面对海外的需要,昔日的修会如遣使会,巴黎外方传教会,圣神会等等的,都慢慢地复苏起来。至於那些大修会,如耶稣会,方济各会和道明会也急起直追,不甘落後。有些修会甚至协助新传教区的诞生与成长,仁爱女修会在这方面就出了不少力。

  然而,十九世纪最别开生面的现象便是以海外传教为宗旨的修会的设立。在这一百年内,计有五十叁个男传教修会和两百个女传教修会诞生,其中二十五个男修会和五十七个女修会都出自法国。这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纪里面,罗马圣座传信部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传教士可供调遣。据估计,在一九一四年全球各地的传教士中,有叁分之二是法国人。不过,到了十九世纪末年,德国和意大利的传教士也有显着的增加。例如在这期间,意大利便产生了四个重要的男修会,就是米兰的宗座外方传教会,维罗纳的"公伯尼"会(COMBONIANI),都灵的"公索拉达"会(CONSOLATA),以及帕尔马的"沙勿略"会(SAVERIANI)。

  由於传教修会诞生的地方与文化背景不同,所以每个修会的作风和所注重的工作也多少有些区别,但是彼此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到一个新地方传教时,好歹先盖一座圣堂再说,这和誓反教以散布分发圣经为起点的作法大异其趣。理由在於天主教比誓反教更注重宗教礼仪,而举行礼仪需要有像样的场所,那就是圣堂。天主教喜欢举行隆重威严的宗教礼仪,以便给教友,特别是给第一次与教会接触的教外人士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吸引他们接近教会,对教会产生好感的第一个途径。

  西方传教士到了新地方,一般都很有系统地学习当地的语言,他们在很多地方创立了当地的语言学,这种学问经常连本地人都莫名其妙,叹为观止。

  欧洲的文化是文字书写的文化,所以他们一到海外新地方,除了盖圣堂外,最感兴趣的便是开办学校,从事文字教育,因为经由文字可以接近和了解宗教信仰与文明。一般来说,西方传教士在传教区创办的学校都很吸引本地人,不过偶而也发生意外,遭来忌恨,有些人还认为传教士创办的学校教育破坏了地方文化的原始结构,这当然容易引起反感。事实上,欧洲传教士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真正了解,进而重视地方口传的文化和习俗的价值,这些文化和习俗往往被新到的传教士视为神话和迷信。

  天主教传教士除了开办学校,给地方居民提供新式教育之外,也推行了不少社会工作,例如救济贫穷、医疗保健服务这一类的爱德工作,与誓反教牧师传教士的作法不尽相同。誓反教比较倾向资本主义的观念和作风,他们在传教区比较注重经济事业,把重整地方的经济活动与劳动当作圣化日常生活的途径。

  由於十九世纪欧洲誓反教和天主教在海外的传教事业蓬勃发展,罗马圣座很快便感觉到对海外传教工作的指挥与协调负有重大的责任,於是就在一八一七年重整负责传教区工作的传信部。一八二六年毛罗.卡佩拉里(MAURO CAPPELLARI)枢机主教担任传信部长,在职五年,於一八叁一年当选为教宗,取名号额我略十六世。因此,圣座的海外传教政策有了连续性。

  额我略十六世教宗上任後,格外注重地方神职人员的培育,他的目标是本地神职人员能够负起本地教会的管理责任,进而建立真正的地方自治教会团。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在一八六九年召开时,也非常强调地方神职人员领导地方教会的观念。不过在十九世纪那个时代,在传教区本地培养当地神职人员是有客观上的困难,而且西方传教士在各方面也有潜在的优越感,所以,圣座的政策并没有彻底地实践。

 

49.十九世纪的传教工作与殖民主义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拿破仑帝国瓦解,欧洲局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也大致稳定下来。这时候天主教在欧洲又复兴起来,旧的修会纷纷重整,拓展会务,新的修会又如雨後春笋般地诞生。在这个时期,欧洲各国探险家争先恐後地前往非洲和亚洲发现过去他们所不认识的新地方,也因此教会的传教事业开辟了新的工作园地。传教士们固然因为探险家们的冒险而得了方便,但也有不少传教士们走在探险家之前。

  一八一五年六月,战胜法国拿破仑的同盟国在维也纳和会中取得协议,恢复了海上航行的自由,於是欧洲传教士们再度踏上征途,前往海外传播福音。那个时代,欧洲社会舆论对海外遥远地方的殖民地并不感兴趣,传教士们动身前往海外传教区常被视为一般行旅或探险家的远行,不受到政府的重视或注意。偶而誓反教徒与天主教徒发生冲突,或者他们遭到迫害时,本国政府才会应传教士或信友团体的要求而介入。类似的事情在大洋洲和中南半岛发生过。

  到了一八七O年普鲁士与法国又发生战争,法国战败求和,意大利王国也统一,并占领教宗国的罗马城以後,欧洲列强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欧洲以外的地区,它们彼此竞争,企图扩大各自在海外的活动空间。一八八五年,欧洲十四个国家在德国柏林举行会议,对瓜分非洲的势力 围取得协议,协议第六条承认在殖民强国的保护下有传教的自由。就这样,殖民主义的行动给教会传播福音的工作打开了一片广大的园地,而传教工作也符合了殖民政策的推展。例如兴办现代化的学校,开设医院或推动社会福利工作,在这些事业上殖民国家和传教士们都彼此配合,行动一致。所有的殖民政府都希望本国的传教士隶属本国籍,不要忘本。一旦殖民地更换了殖民主人,原来在当地传教的人员都由新殖民国家的传教士取代。

  所以,在二十世纪初期那个时代,如果说殖民地的传教士一方面为基督工作同时又为自己本国服务,那是不足为奇的事,并不被视为立坏的榜样。当时法国西北部大港勒阿弗尔(LE HAVRE)的商会曾发表一份文件,一方面抱怨法国人不关心殖民地的工商贸易,不愿意远渡重洋开拓商机,为国家带来财富,并宣扬法国的文化,另一方面却极度推崇法国海外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又宣扬了法国的文化与思想,让海外殖民地的人民认识法国,甚至热爱法国。这份文件又说法国传教士给法国商人和外交人员提供了很宝贵的帮助。

  法国勒阿弗尔城的商会之所以发表这份文件,是有它的原因和目的的,因为在二十世纪初年,法国政府曾制定一些反对天主教修会的法律,对教会打击之深前所未有。於是,没有修会可以派遣传教士到海外传教,或者已在海外传教的会士因为自己的修会在法国本地被关闭,被解散,所以无家可归,只能老死在传教区,又後继无人。这一来,再也没有传教士可以在海外宣扬法国的语言和文化,更没有人可以协助法国商人和外交官。

  勒阿弗尔城是法国大西洋海岸最大的海港,进出的船只和货物很多,对国家经济发生重大作用。这里的商会有远见,发表文件,要求法国政府特别准许天主教的任何修会或任何宗教在法国境内吸收有志到殖民地区和其他国家传教的青年,加以培育,使他们到殖民地区或外国,在传教之馀,继续宣扬法国的思想文化,扩大法国在精神、道德、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力。

  从这项发表於一九O四年到一九一四年间的文件,可以看出勒阿弗尔港市商会的首要目的在於借助法国海外传教士的方便,以发展工商贸易,宣扬法国语言、思想、文化,至於传教,并不是商会关心的对象。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就因为欧洲殖民国家对本国海外传教士在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上有这样的期待,所以传教士和他们的工作经常成为欧洲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的桥梁,甚至是欧洲和其馀世界之间关系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关系经常也是不平等的,占优势的总是殖民国家,获利的也是它们。就因为如此,以传教为志事的欧洲传教士经常被当地政府和人民所厌恶,而信奉基督宗教的本地人也被自己的同胞视为不爱国家,不爱自己的文化与传统的"二毛子"。

  其实,在西方传教士、殖民地政府和殖民地驻军之间,并不一定常有一致的看法和行动。传教士固然忠於本国的政府,但他们也经常发现殖民者滥用权势,欺压当地老百姓和政府人员。为此,殖民地的欧洲政府经常把在殖民地传教的神父们当作权力的敌对势力,因为事实上传教士们懂得地方语言,与地方人民来往接近,比较了解当地人的心情和需要,这都是殖民政府作不到的事。再说,传教士也经常向殖民政府抗议,反对政府人员奴役地方百姓,反对西方国家在殖民地推动工业化,破坏当地社会的传统结构。更有甚者,法国国内反对教会神职的政治措施虽然没有延伸到海外地区,但法国政府为了争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经常在海外牺牲教会的立场和利益。这样的现象在伊斯兰教地区屡次出现,而当地的传教士也不断向殖民政府抗议。

  关於传教士与殖民国家和传教区的关系,教宗额我略十六世早在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叁日便发表传信部"确无一人"(NEMINEM PROFECTO)训令说:「传教士与不同政见的人有关系,所以不应该涉入政治与非宗教的世俗问题。传教士不可以加入政党,不可以在各国各民族内成为分裂的因素。……传教士必须努力了解这些民族的社会生活。在传授福音教义时,不能拒绝这些教友的工作和艺术价值」。

 

50.十九世纪欧洲移民潮与传播福音

 

  欧洲人向外移民始於哥伦布在公元一四九二年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後,当时的移民规模很小,大都只限於美洲殖民地的统治者、商人和驻军,以及一些在欧洲穷困潦倒,希望在海外找到好运的冒险者,甚至在旧大陆无法立足的罪犯。可是随着航海事业的发达和殖民地带来的财富,欧洲人对海外陌生地方的兴趣越来越大,移民的现象逐渐升高。但是真正有计划大规模的移民则要等到十九世纪才出现。那个时代,除了天主教之外,欧洲誓反教各派无不争先恐後跨越海洋,在海外建立具有特徵的教会团体。当然,欧洲人移民的地区仍以美洲为主,他们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和国度,也成立了自己非常珍惜的教会团体。我们从北部向南看。

  欧洲人最早抵达北美加拿大垦殖的是法国天主教徒,当时需要人力,所以法国人在加拿大的生殖率很高。接着,又有大批爱尔兰移民来到,所以加拿大天主教团体成长得很快。虽然早在公元一七六叁年法国已将加拿大让渡给誓反教的英国,但在十九世纪间,加拿大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与爱尔兰人和当地英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持续太久。一八O六年普莱西(PLESSIS)担任魁北克的主教後,便开始致力於加拿大天主教会的组织工作。因着他的努力奔走,许多教区相继设立,天主教大学也一所一所地诞生,最有名的要算成立於一八二一年的拉瓦尔(LAVAL)大学。除了大学外,加拿大天主教徒也争取到设立自己的中小学,并由本堂区来管理经营的权利。有了教区,大学和中小学之後,加拿大欧洲移民天主教徒无後顾之忧,便从东海岸朝内陆地区出发,向印地安原住民和北极地方的爱斯基摩人传扬福音。

  正当法国和爱尔兰天主教徒大量移民加拿大东海岸地区之际,欧洲其他国家的基督信徒也趁着美国宪法所给予的自由,纷纷移民美国东部,其中以誓反教浸信会和卫理公会的信徒居多,他们又大多来自英国。慢慢地。誓反教这两个团体成了美国最大的两个基督教派,他们的牧师和传教员不辞辛劳,陪随着拓荒者深入美国内陆,向西部移动。传教士们经常把拓荒者聚在一起,向他们讲道,领导他们祈祷,唱圣歌。一时归依的人很多,有时候归依的速度之快,心情之热烈令人惊奇,几乎有点反常。

  美国在一七七六年独立的时候,全国天主教徒不过叁万人左右。十叁年後,第一个教区巴尔的摩(BALTIMORE)教区成立。此後,有不少来自法国的传教士对美国天主教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例如苏比斯修会(SULPICIEN)会士在巴尔的摩教区传教,另有几位法籍传教士在中南部的路易斯安娜州担任主教。不过,使美国天主教会真正强壮起来的,是大量来自旧大陆的天主教移民,其中以爱尔兰天主教徒影响力最大,他们直到今天仍然执着美国天主教会的牛耳。

  十九世纪下半叶,来自意大利、德国和波兰的天主教移民也逐渐增加,他们和爱尔兰及法国移民一样,大都是贫苦的人和劳动人士,一般都在城市里谋生。这些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天主教移民中,有些人企图在美国建立自己本国的教会团体,但遭到爱尔兰教友的反对,他们以为大家既然同是来自欧洲,在美国奋斗谋生的教友,就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建立一个唯一的美国天主教会团体。

  一八五二年,美国天主教会在巴尔的摩召开第一届全国教务会议。随後又在同一个地方举行过会议,使美国天主教变得更有组织,更有活力,他们设立了许多教会机构,成立了天主教学校网,以免受到誓反教的影响。於是欧洲男女修会团体纷纷来到美国设立分院,而且美国本地的新修会也一一地诞生,例如圣若瑟爱德修女会,圣保禄男修会等等的。

  在十九世纪初年,美国天主教也像加拿大天主教一样,尝试着向印地安原住民传播福音,但没有多大成果。这些原住民被来自欧洲的白人逐渐驱逐到中西部,而且慢慢地被铲除。

  除了印地安原住民外,美国南方还有不少黑人,但是那个时代的天主教面对着黑奴在美国政治上所形成的棘手问题,并没有太关心向黑人传播福音的问题。因此,直到今天,美国黑人信奉天主教的人数依然很有限。二十世纪初年,美国天主教才开始把向本国黑人传教当作一回事。一九一一年美国外方传教会终於成立,有男修会和女修会,他们便是通称的马利诺会(MARYKNOLL)。

  移民北美地区的欧洲人对他们在新大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独立国家非常珍惜,对国家的自尊心也非常敏感,即使在教会事务上也是如此。十九世纪中,美国天主教会内部曾有些离心的现象出现,当时有个名叫"劳动骑士"的工人组织,性质像秘密的社团,於是引起罗马教宗良十叁世谴责的意向。那时巴尔的摩教区总主教吉本斯(GIBBONS)枢机立刻劝阻教宗这样作,以免引起美国天主教徒的反感,因为美国天主教徒大都为劳工界人士。不过吉本斯枢机主教却出面维护美国天主教与美国社会的一体性,而且也不忘指出美国天主教与欧洲天主教的历史渊源关系。

  与吉本斯枢机主教同时的圣保罗教区的艾尔兰(IRELAND)主教,也曾努力把天主教学校纳入公立学校系统中,却遭到各方普遍的反对。於是他在一八九叁年让天主教友领导人士加入芝加哥各宗教议会,为向美国社会显示美国天主教并不和自由主义作对。不过当时的教宗良十叁世对自由主义的唯利是图,不顾人性尊严,缺乏社会间的友爱关怀,曾予以严厉的谴责,这个主义思想正在美国大行其道,被良十叁世斥为"美国主义"(AMERICANISMO)。这在这位天主教社会训导先驱的教宗的'新事"通谕(RENUM NOVARUM)中有所论及。

  对良十叁世教宗的谴责,美国的吉本斯枢机主教和艾尔兰主教曾努力缩小在美国社会中造成的冲击,但这两位主教也抱怨罗马教宗把"美国主义"视为异端来看待。

  正当十九世纪初期欧洲人,特别是英国、爱尔兰、法国,甚至意大利、德国和波兰人大举移民北美之际,中南拉丁美洲整个地区也发生巨大的变化。当法国拿破仑占领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後,这两个国家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纷纷趁机起义,从一八一七年到一八二叁年的六年间,一个个宣布独立。当地忠於西班牙的主教们在独立运动中一个个离开拉丁美洲,造成那里教会的真空,使那边的教会陷入混乱。一八叁一年额我略十六世教宗继任後,决定承认拉丁美洲新独立的国家,於是那里的教会才恢复一点秩序。

  不过,事情说回来,拉丁美洲各独立国家的政府领导阶层人士所代表的还是过去殖民时代的地主,当地印地安原住民的生活和社会处境丝毫没有因为国家独立而获得改善。国家政权总是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交替,为了掌握政权,两派时常发生暴力的冲突。处在这种局势中,天主教会一般而论都支持保守派,因为自由派所走的是反对教会神职的路线。

  在整个十九世纪,天主教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逐渐式微,加以法国当时大思想家孔德(COMTE)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O)在社会领导阶层人士中盛行,自然对教会传播福音的工作不利。只有等到一八九九年拉丁美洲主教在罗马召开大会後,这片广大地区的天主教会才出现一点生机。

  十九世纪欧洲移民以美洲为主要目的地,但也有一部分前往南太平洋英国放逐罪犯的澳洲。天主教徒中以爱尔兰移民居多,他们很快地有了自己的教会组织结构,也产生了叁位主教。悉尼的总主教莫兰(MORAN)枢机在一八八四年接任後,更不遗馀力,大刀阔斧地拓展澳洲天主教会,他创立全国大修院,召开全国教务会议,鼓励教友参加公会组织,加入劳工党。莫兰枢机担任悉尼的总主教达二十七年之久,在他的领导下澳洲天主教发展得很快。

  在中南太平洋各群岛地区,英国誓反教传教士一般比天主教的到得早。一八二七年天主教圣心会和圣母会会士抵达大洋洲,他们在传教上经常与誓反教人士发生争端。虽然如此,这片广大海洋各群岛的居民在十九世纪中都很快地接受了基督的福音。

 

51.欧洲传教士再度前往东方传教

 

  天主教欧洲传教士第一次前往东方传播福音始於十六世纪初年,以耶稣会首批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为首。此後大约两百年间,教会在印度、中南半岛、中国、日本、朝鲜等地披荆斩棘,努力拓展基督的神国。由於文化背景的差异,宗教思想的不同,传教方法经常不容易被地方人民所接受,以及欧洲国家政府时而干预传教工作,还有欧洲各国本身发生政治变化,致使传教工作逐一停顿。

  十九世纪初年,欧洲人开始大量向外移民之际,传教士们也再度试着前往东方传教。到东方之路首先接触到的国家便是印度。这个据说是圣多默宗徒曾经传教过的南亚德干半岛,至少在第五世纪已有基督信徒存在。第十六世纪上半叶西班牙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率先抵达印度传教。他几乎在一种莫名其妙的状况下,使许多印度南部沿海地区的居民归依了基督。後来由於葡萄牙政府强迫印度基督信徒接受罗马拉丁礼节,以及事後引起的礼仪之争,再加以欧洲天主教国家的没落,印度的传教工作终告停顿。

  十九世纪初年,欧洲传教士再度踏上印度本土後,昔日的保教权利礼仪问题又重新引发。这个时期控制印度的英国主张誓反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自由传教,而印度的种性阶级制度也倾向於让基督信徒建立自己的村庄,使他们聚居在一起,不和印度教徒来往,也不鼓励培养本地籍的神职人员。

  为了设法传教,誓反教和天主教都在印度争相开办学校,吸收任何宗教信仰的学生。天主教耶稣会於一八四七年在当地开设专收印度人的修会初学院,也在锡兰岛中部大城康提(KANDY)建立一所培育全印度神职人员的修院。

  正当欧洲传教士再度前往印度传教,开办学校、修会会院初学院和修院之际,在中国的基督信徒,神职人员和外籍传教士正在受种种压迫。当时的满清政府不许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在中国境内活动,国内的教会从十八世纪末叶已经开始遭到政府的残酷迫害,教会人士和教友被视为政权稳定的障碍,一如制造动乱的白莲教徒和阁老教徒一样。这样的迫害延绵几十年,直到一八四二年清政府屡次在大小战役中败於英国,而签下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之後,教会在中国的处境才改观。

  江宁条约签定後,其他不平等条约接踵而来,中国几乎处在被瓜分後奄奄一息的状态中,任人宰割。这些不平等条约中,几乎都列有与传教有关的条文。例如一八四四年中法签定的黄埔通商条约第二十二条款便规定:「任何法国人,只要到了五口岸中的一个,不论他的居留时期有多长,都能租用房舍仓库以储存货物,也能租用地皮以建造房舍仓库。法国人同样可以建造教堂、医院、养老院、学校和公墓」。一八五八年中国和英法两国签定的"天津条约"第十叁条款也规定:「基於基督宗教的主旨在於引导人修德行善,所以基督宗教团体成员都享有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保证,并能自由度宗教信仰生活;至於和平前往内地的传教士,也将保证予以有效的保护」。

  满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定无数不平等条约後,各国终於能在中国境内设立教会团体机构,而法国俨然以在中国传教的保护国自居,每位在中国的传教士也都持有法国护照。

  当时的罗马教宗良十叁世看到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所造成的,是把所有各国的传教士置於法国保护之下的事实,他认为不妥,於是希望罗马与满清政府直接建立外交关系,以确保传教与信仰自由的权利。良十叁世教宗的意思得到光绪皇帝的赞同,彼此准备派遣使节,但是法国为了保持它在中国享有的保教权的威望,从中阻挠,於是罗马圣座与中国建交一事终於胎死腹中。这已是公元一八八五年的事。

  西方列强与中国签定的种种条约固然给传教工作带来了远景,但传教工作并不因此而一帆风顺,因为传教士总和欧洲列强脱离不了关系,列强们走在前面,对中国极尽经济剥削之能事,而传教士们则走在他们之後,为推展传教事业。这种种现象逐渐导致中国人普遍仇外心理, 许多仇外的人组成秘密党派,一心一意想彻底消灭外国人。

  灾祸终於来到:一九OO年义和团在北京发难,导致八国联军围攻北京五十五天,多位主教、不少神父修女和成千上万的教友及欧洲人遭义和团屠杀。清廷战败,被迫偿付巨量赔款。就在义和团拳乱结束後一年,一位比利时年青的遣使会会士雷鸣远(VICENT LEBBE)来到中国,他看到某些欧洲传教士在中国人面前所持的民族优越感深深侮辱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於是痛心疾首,决心要改变这种有害传教工作的障碍。他发现保教权会使中国人把教会和西方的文化与势力混为一谈,让中国人视天主教为洋教,因此立志使自己完全中国化,让"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则归基督"。

  一般而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年前来中国重新展开传教工作的西方传教士,不像十七、十八世纪的传教士那麽重视中国传统的文化,他们在中国创办的学校和大学诸如耶稣会在上海设立的震旦大学,都侧重西方的教学方式和科目,例如自然科学和语文。至於中国本地神职人员的培育仍然相当西化,尽量让中国修生与中国的家庭观念和文化基础背景保持距离。

  当西方列强迫使中国门户开放,让他们任意践踏剥削之际,日本的命运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从一八五叁年起,美国和欧洲国家也先後以武力迫使日本重新打开十七世纪向欧洲人关闭的门户,让他们在日本经商,并为本国侨民建造教堂。一八六五年,一位名叫珀蒂让(PETITJEAN)的传教士为他在长崎所建的圣堂举行落成典礼时,无意中竟发现有一批十七世纪天主教徒的後裔,他们在没有神父的照顾之下,竟把福音的教导和教会的规矩一代一代地传下来,在两百年之间保存着祖先的信德。

  日本人虽然被迫对外打开门户,但门户开放後却欣然接受西方文明,加速了内部的维新。国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也在一八七叁年得到政府的承认,於是欧美传教士大量涌到,在那里广设学校,,满足大和民族固有的好奇心。公元一八九一年良十叁世教宗为日本天主教设立圣统制,但是十七世纪发生的传教奇迹已经不再。十九世纪的日本人感兴趣的是欧洲的科技,而且把欧洲的科技与基督信仰完全分开来看。再说,十九世纪日本的民族意识和帝国主义也正在抬头,日本人在二十世纪初年打败俄国、中国和朝鲜的军事成就竟使他们对本国与西方宗教有关的人,尤其是对对基督信徒怀有戒心。

  至於朝鲜,虽然额我略十六世教宗曾在一八叁一年从中国指派一位宗座代牧前往那里,但朝鲜始终禁止传教,迫害教会的行动断断续续,直到一八八五年才恢复宗教自由。虽然教难在朝鲜也持续了一百年,但那里的教友有增无减。

  最後也谈谈中南半岛教会的惨烈经过。十七世纪由法国耶稣会士陆德(ALESANDRE DE RHODES)在越南所开创的教会虽然历经了不少教难,仍有良好的进展。但是在一八二五年明命(MINH-MANG, 1820-1841)国王再度掀起教难,持续了半世纪之久。在这段时期间,对教会迫害之残酷,除朝鲜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它比拟。一八四七年继位的国王嗣德(TU-DHUC)是这段期间最凶猛的迫害教会者,致命者无数。当时有一位法国主教实在忍不下去,於是要求拿破仑叁世派兵来解决教难问题。结果,法国和西班牙派了一支舰队前来,在一八五九年占领了西贡,嗣德国王只好把交趾支那,也就是南越让给法国。在法国统治的地区,教会的兴盛发达自是意料中的事、一八八五年,北越也陷入法国手中,从此,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叁地共同形成了法国的"印度支那"。

  在法国统治之下,越南人归依天主教的人数增加得很快,而且本地神职人员的培养也非常积极,成绩相当可观。除了菲律宾,越南是远东地区天主教徒人数最多的国家,约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但是一个老问题始终存在,就是越南人民对祖先的祭礼仍然是传播福音的一大障碍,这要等到二十世纪才能解决。

 

52.欧洲传教士再度前往非洲传教

 

  欧洲传教士最早前往非洲传教始於十五世纪,当时伊斯兰教徒控制着中东和中亚地区,欧洲天主教徒无法再经由陆路前往东方,於是滨大西洋的葡萄牙人在西班牙人之先,便沿着西北非海岸线南下,开拓商机,扩展本国势力。天主教传教士们也随着船只前往,先後在西非、东南非、印度、中国乃至日本传教。

  当葡萄牙人抵达亚洲後,发现和这里的文明古国来往较有收获,基於人力物力的有限,葡萄牙人遂把力量投向亚洲,因此非洲逐渐被冷落忽略,再加以葡萄牙人在非洲贩卖奴隶,引起本地人的反感、不信任和仇视,於是传教士传播福音的工作难以为继,遑论发展。经过大约叁百年的努力,非洲的教会终於声消迹匿。但欧洲人仍然不断在非洲寻求商机,买卖黑奴。

  到了十九世纪初年,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再度来到非洲时,发现贩卖奴隶的现象仍然存在,不免悲从中来。虽然欧洲各国政府禁止这件事,但只有等到美洲国家本身也真正废除奴隶制度,不再从非洲进口奴隶後,非洲贩卖奴隶的现象才完全消失。不幸的是欧洲人不再贩卖黑奴後,阿拉伯人却从非洲东部介入,取代欧洲人在西非的行业,把黑奴卖到阿拉伯世界中。

  十九世纪初,欧洲各国,特别是法国,产生许多向海外传教的新修会,其中最令人惊叹的可以说是安妮.雅武埃(ANNE JAVOUHEY, 1779-1851)在克吕尼(CLUNY)所创立的圣若瑟女修会。这个修会的修女在一八一九年便勇敢地抵达西非洲的塞内加尔传教,她们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工作赢得当地人士的爱戴。公元一八四一年,一位归依天主教的犹太人利伯曼(LIBERMAN, 1802-1852)创立了以黑人为传教对象的玛利亚圣心会。这个修会成立不久,便和在十八世纪便已存在,但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打击而欲振无力的圣神会合并。创会人利伯曼要求会士们要为非洲人而成为非洲人,而且要努力培养非洲本地的神职人员和精英团体。一八四二年在西非两个几内亚已经设立了宗座代牧区。一八五O年德马泽诺主教(MON. DE MAZENOD)所创立的无玷圣母男修会的会士也到了非洲南部生活传教。一八五六年马里翁.布勒西克主教(MON. MARION BRESILLAC)创立了里昂非洲传教会。

  上面这些十九世纪新兴的以非洲为主要对象的传教修会都是欧洲的修会,会士抵达非洲後,大都经由与地方君王领袖商谈的途径,设法进入非洲内陆传教。但在一百多年前的那个时代,非洲大陆实在是传教士的坟墓,许多来自欧洲的传教士抵达非洲後都因水土不服和疾病,特别是黄热病和疟疾而死亡。

  欧洲所有创立非洲传教修会的人物中,最有名的大概非拉维热里枢机主教(CARD. LAVIGERIE, 1825-1892)莫属。他原是以巴黎大学名教授的身份出任法国南锡(NANCY)主教一职。当主教时才华大显,一八六七年有人建议他去北非担任阿尔及尔的总主教时,他便欣然前往,因为他昔日还是一位年青神父时,曾在中东黎巴嫩住过叁个月,目睹伊斯兰教的势力和影响,所以萌生前往阿拉伯世界传教的愿望。

  抵达阿尔及尔後,他终於如愿以偿,开始把生命完全奉献给非洲。次年,一八六八年,他创立了非洲传教会,会士穿白色宽大长袍,所以又称为"白衣神父"。一年後,一八六九年,又创立农夫修士和农妇修女团体,这些修女後来成为"白衣修女"。不久之後,罗马圣座把向撒哈拉沙漠地区的传教的重任委托给拉维热里总主教。但在那个时代进入撒哈拉沙漠是非常危险的事。为了保护传教士的安全,拉维热里总主教在一八七九年组织了"撒哈拉武装兄弟",这些兄弟具有骑士的精神。

  阿尔及尔是圣奥斯定的故乡,在初世纪已经是信仰基督的地方,後来被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所消灭。如今,拉维热里总主教来到这里,他想以阿尔及尔作为向非洲内陆传教的出发点。不料,他的构想遇到祖国、法国政府的阻挠,因为法国政府不愿伊斯兰教徒归依天主教。那时北非发生瘟疫,死了十万人,许多孤儿没有人收容照顾,於是拉维热尔总主教要求修士修女们收容孤儿,抚养教育他们,并设立教友村庄,让长大成人的男女孤儿能够结婚,成立教友家庭。一八八四年拉维热里调任迦太基的总主教,他的传教工作扩展到整个北非。

  拉维热里总主教担任撒哈拉和苏丹宗座代表後开始拟定传教全面计划。他认为传教士的外在生活必须适应配合非洲本地风土民情,所以在衣着、居所、食物和语言上,都应该非洲化。然而,要使非洲归依基督,还是要靠非洲本地人。当白衣神父穿越撒哈拉沙漠时,曾多次遭屠杀,最後,他们终於抵达非洲中东部的大湖区,奠定了传教的基地。

  一八八六年,乌干达有一些年青教友为信德而致命。当时,拉维热里总主教为了消除非洲的奴隶贩卖现象,曾周游欧洲列国,大力推动反对奴隶制度的宣传,并获得欧洲各国政府的支持。

  一八八五年,法国、英国、比利时、葡萄牙、德国等十四个国家在柏林举行会议,对瓜分非洲的问题上取得协议。这项瓜分行动在一九O二年完成。从此,欧洲列强在非洲属地分设自己的殖民政府,也废止了奴隶制度,可是代之而起的却是强制劳动。

  至於在非洲的传播福音工作,既然欧洲列强已经在那里画分了自己的势力 围,所以传教士们便在这个殖民 围内筹划传播福音的工作,他们在非洲各地所推动的教育和卫生医疗保健工作非常受到重视,为日後非洲各国培育了第一批社会和国家骨干。

  谈到十九世纪非洲的传教工作我们不能不提一位杰出,甚至传奇的人物,法国的夏尔.德富科神父(CHARLES DE FOUCAULD, 1858-1916)。他原是一位军人和探险家,在经过一番多彩多姿的尘俗生活之後,竟毅然进入熙笃苦修会修道,并晋升了神父。後来又只身前往阿尔及尔内陆,在贝尼阿巴斯(BENI-ABBES)和塔曼塞特(TAMANRASSET)沙漠地带与"图阿雷格"(TUAREG)少数民族一起生活。一九一六年遭沙漠强盗杀害。

  德富科神父并不是为了逃避尘世而跑到西撒哈拉沙漠中去度隐修的生活,而是为了传播福音。他传播福音的方式不是靠口头的言语说教,而是藉着奉献弥撒圣祭,圣体圣事的临在、祈祷、守斋、默想、作补赎克苦和行爱德。总之,夏尔.德富科神父不以言语、而以福音所教导的各种美德作为传扬福音的媒介,让撒哈拉沙漠中的游牧民族看到他的行为,而相信他所信仰的基督。的确如此,夏尔.德富科神父和沙漠中的居民分享他的一切,连一块面包也不据为己有,只要遇到穷人,遇到异乡人,不论他认识或不认识,都与他们分享。他的确是一位普世博爱的兄弟,任何人都是他最可爱的弟兄。

  夏尔.德富科神父在传播福音行动尚有障碍,还不可能的时候,先默默地为福音耕耘播种,等到时机成熟时,自然水到渠成。他确实是一位苦行者的先知。

  非洲东南部外海有一个大岛玛达加斯加,以及散布在这个大岛四周的无数细小的岛屿,其中以毛里求斯比较大。公元一八二O年英国誓反教传教士从毛里求斯岛渡海来到马达加斯加定居,受到土着国王拉达马一世(RADAMA I)的款待。这些英国誓反教传教士带来了圣经、文字和简单的字母,深受民众欢迎,他们创办的学校也非常成功。岂知文字教育开启人民的心智,知识也赋给人某种程度的力量,这些都无形中动摇了王国的大权,影响了当地原有的社会体制结构,因此埋下了日後的灾难。

  公元一八二八年拉娜瓦洛纳一世(RANAVOLONA I)女王为了重建传统的权威,开始打击基督宗教,迫害的浪潮延续了卅叁年,英国誓反教传教士不得不撤离马达加斯加岛。在那个时期,有一百五十位基督信徒殉道。文字是宫廷专用的知识符号,普通小老百姓碰不得,否则就会动摇国本,这也算是一种文字狱。

  英国传教士虽然被迫离去,可是基督信仰并没有因此中断,福音仍然在没有外籍传教士的情况之下暗暗地传递下去,基督信徒都暗地里举行他们的宗教敬礼。公元一八六一年宗教迫害结束,誓反教传教士重新回到马达加斯加。这时候天主教耶稣会会士也相继来到这里,无形中与誓反教展开了传教上的竞争。但是女王拉娜瓦洛纳二世(RANAVOLONA II)在公元一八六九年皈依誓反教。

  廿七年後,一八九六年,法国军事镇压马达加斯加反抗法国的运动後,宣布这个面积将近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东南非外岛为法国属地。於是,法国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便进入这里。最初,他们还必须在传教事业上与英国誓反教传教士竞争,但是慢慢地英国人知难而退,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便顺理成章,取而代之。

 

53.第一次世界大战後的传教工作

 

  天主教会自从耶稣基督创立至今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在世海的浮沉中设法向前划行,时而乘风破浪,一帆风顺,时而波涛汹涌,惊险万分。一般而论,教会的逆境比顺境多,而且为了实践基督托付给它的使命,始终付出惨重高昂的代价。昔日,基督草创教会时,便给他所选立的十二宗徒之长伯多禄说:「阴间的门决不会胜过它(教会)」(玛十六,18)。天主教会就是凭着这个信心披荆斩棘,走过了二十个世纪。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有多少人间的事业、工程或见事不妙,早已主动收场,或被动地遭时间洪流淹没,惟独两千年前由巴勒斯坦十几个凡夫俗子承担下来的福音事业至今仍然健在,并朝向公元第叁千年代大胆进发。它的前途如何,没有人敢预卜,但它过去两千年来所累积的经验是走向未来的一个可贵的指南针。

  八十多年前,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所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教会的传教工作是一大打击,许多修会的年青会士受徵加入战事的行列,其中绝大多数一去再没有复返。除了传教人手失落一大部分外,其他必要的资源也大为减少。更严重的是德国的殖民地一旦被法国和英国人占领後,境内的德国传教士或被驱逐出境,或遭软禁,再也无法传教。这样的事件发生大洋洲和非洲的喀麦隆与多哥,德国着名多才多艺的医生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在非洲加蓬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天主教徒之间因为各自的国家彼此交战而导致不再互 相合作,不再互相关怀的现象,在那些新奉教的人眼前污染了传播福音的崇高使命;而殖民地军队彼此的对峙也令殖民地的百姓对基督信仰的文明感到怀疑。这场战争一打,无意中也唤醒了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意识,为日後的独立埋下了种子。

  眼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年打下来所造成的变化和对未来的可能影响,当时教宗本笃十五世非常担忧,於是在一九一九年所颁布的"夫至大"(MAXIMUM ILLUD)通谕中,大胆有力地表明教会的态度。这位教宗为教会作了自我批判,他对传教士所持的民族意识感到伤心,因为传教士把天主的事业和自己本国的政治取向混在一起,把他们的传教地区视为自己的狩猎专有区,而且在传教已有几个世纪的国家中,竟没有一位本地神职人员,更没有培养出真正的本地教会。

  本笃十五世教宗这种教会自我反省批判的态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他的继任者庇护十一世教宗更把前任教宗有关的一些渴望付诸实行。他在一九二六年所颁布的"教会事物"(RERUM ECCLESIAE)通谕中明确指出教会的观点和立场,强调教会的使命超越政治。为了贯彻这种思想,庇护十一世教宗加强了罗马圣座领导全球传教工作的权力,同时把这样的权力表现在由汪劳松(VAN ROSSUM)枢机主教担任部长,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总主教担任 书长(次长)的传信部的职权上。

  除此之外,这位教宗为了表明教会的独立自主,於是派遣不具有外交人员身份的宗座代表和视察员巡阅各国教会。他更在一九二二年就职之初便把设在法国里昂的"传信会"(OEUVRE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迁到罗马,以表明这个传教的善会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方的组织,而是普世教会的传教善会。一九二五年正逢圣年,庇护十一世在罗马举办了一次规模庞大的教传博览会。次年,又在罗马的"拉特朗"宫内开辟了一个各民族传教博物馆。同一年,这位教宗又制定每年十月份的第叁个星期天为世界传教日。又过了一年,一九二七年,他隆重宣布圣女小德肋萨为第二位传教主保。在这一年,庇护十一世也在传信部设立"信德通讯社",为给全球社会传播机构提供有关传教工作的正确消息。

  方才我们提到本笃十五世和庇护十一世两位教宗都非常关心如何在传教区设立由本地神职负责的完整地方教会,以便在外籍传教士离开後,自己能够站立起来。庇护十一世的思想和作法很受到两位对中国颇有认识和同情的人的影响,一位是曾担任宗座驻华代表的刚恒毅枢机主教,当时他还未晋升枢机,另一位是比利时籍的遣使会会士,一生献身中国的雷鸣远(VINCENT LEBBE, 1877-1940)神父。

  一九二叁年庇护十一世任命印度一位耶稣会神父为当地主教;一九二六年又在刚恒毅总主教推荐之下,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亲自祝圣六位中国主教,礼仪隆重,场面浩大,极一时之盛;一九二七年为长崎教区任命第一位日本籍主教;一九叁叁年任命第一位越南主教;一九叁九年又任命有史以来第一位非洲黑人主教。在这同一年,传教区中有四十八个教区托给当地本国籍主教负责领导。

  在这些年中一连串任命本地籍主教的同时,庇护十一世教宗也非常重视培养本地籍神职人员的工作,他要求传教地区的修生要和其他国家的修生一样,受到完整的培育。也因此,在传教区广设了区域性的大修院,直属圣座管辖。那时,罗马宗座传信公学受到极大的鼓舞,来自传教区的修士荟萃一堂,接受深造,建立未来地方教会和罗马的熟悉与良好关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二十年间,教会特别注重天主教适应地方文化,尤其是地方传统艺术的问题。当时圣座传信部 书长刚恒毅总主教在一九叁七年曾发出一道相关的训令,推动传教区发展教会与地方文化艺术融合的工作。但是这项训令并没有产生实质的效果,在远东地区一般只见教堂屋顶的四个角落屋檐向上翘起来而已。

  问题可能在於"适应"(ADATTAMENTO)这个名词相当含糊,执行起来令人有些顾忌,扎足不前。於是,所有的出发点仍然是以欧洲模式为依据。然而,也有不少人以为基督信仰必须以每个民族的内在精神文化资源为出发点,来表现各民族对基督的信仰。当时有两位神父可以说是持这种见解的典型人物,一位是比利时籍遣使会会士雷鸣远神父,一位是法国里昂的朱尔.蒙沙南(JULES MONCHANIN, 1895-1957)神父。

  雷鸣远神父在二十世纪初年抵达中国後,发现中国教会有很多品学兼优,聪明能干的人才,却没能够在传教工作上负责重要的职务,这很令他伤心,也更激起他对中国人民由衷的敬重。雷神父知道报章杂志对传教工作的作用很大,於是先创立了"广益报"周刊,後来又创立了中国天主教第一份日报"益世报"。雷神父的作为和计划多少令当时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不满。一九二O年他调回欧洲後,创立了"辅助传教会"(SOCIETA AUSILIARIA DELLE MISSIONI),是由教区神父在传教区为地方主教服务的团体。再度回中国後,雷鸣远神父又创立了国籍的"耀汉小兄弟会"要求会士在会院中为苦修士,在会院外则为传教士。他自己则加入中国籍,彻底成为中国人。抗日战争中,雷神父又率领会士组织救护队,为伤兵服务。

  雷鸣远神父始终意识到教会决不可以成为西方列强渗透中国的工具,所以大力推动教会福音中国化的工作,为日後所谓的福音本地化(INCULTURAZIONE)开了先河。

  至於法国里昂的朱尔.蒙沙南神父,他对世界各地的文化都非常好奇和喜爱,对天主教教义和印度思想的接触尤其感到热衷。一九叁八年,他以雷鸣远神父所创立的"辅助传教会"会员的身份前往印度。抵达後不久,便和已经生活在那里的一位本笃会会士亨利.勒索(HENRI LE SAUX)神父共同设立了一所隐修院。他们两人都度默观的生活,设法肯定并发挥天主教隐修生活传统和印度独修生活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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